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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孟真办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绩,近代的历

2019-10-24 20:54栏目: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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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历史学建立时,傅斯年曾提出过一个广为人知的口号——史学就是史料学。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学在中国已取得巨大的进展,今天我们讨论史料与史学的关系时,应取何种立场、何种视角?我觉得到了把傅斯年的话反过来说的时候了,那就是: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一、引论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告别中国传统史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五四史学最突出的,并不在于完成了多少史学著作,或者解决了哪些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是方法与方法论的革新。处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旧学与新知并存、中学与西学同在的时代,我们很难明确指出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其中尤以史学为然。如果我们把古史辨运动视为史学之“新”,那么,与古史辨运动紧密关连的晚清经今文学运动,是不是一种“旧”?如果我们把杜威实验主义当成“新”,那么,胡适用来印证杜威实验主义的白话小说与先秦文献,是否为一种“旧”?当胡适推动整理国故运动时,他心中所存想的究竟是国故之“旧”,还是方法之“新”?五四史学即是在此种新瓶旧酒的吊诡中发展,加上中、西文化的交错,形成诸说并起,甚或急弦嘈切的样貌。

傅斯年/学术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

90年前,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以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放在一起,是因为他受到德国近代学术传统的影响,语言学是那时人文学术最显现科学性和取得最显著成就的学科,对相近学科有巨大的冲击和引领作用。五四一代的新锐学者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改造传统学问。傅斯年在1928年史语所创立伊始,发表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说道:“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站在科学的立场,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对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传统历史学有太多崇古、信古的东西,根本上说,分不清传统文献中哪些可以作为史料、哪些不能作为史料,或者说,对于各种成分复杂的史料,其使用价值各自有哪些边界和局限。在理论上、思想上树立了史料意识,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也就得到了一个重要保障。正是因此,“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句斩钉截铁的名言。傅斯年也在其他场合反复说到这个话题,例如:

如果我们把所有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都归功于五四时期,恐不免有点言过其实;如果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可能也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王国维曾指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成立,端赖新史料的发现[1],就史学而言,新史料的发现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建设,可以用来解决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问题。

傅斯年的学术领导才干主要体现在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一工作岗位上,史语所历年的工作报告表明他为该所的学术规划、人才聘请、资金筹措、图书购置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使史语所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引人注目的研究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学术重镇。对于傅斯年主持史语所的工作,他的至友罗家伦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他对于外国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中最佩服的只有两个人,认为其余的许多都是洋骗子。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讲中国语音学的专家;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讲中国唐史、中央亚细亚研究的专家。这两个人对于中国学问的科学性的造诣,给予了孟真很大的刺激。可是孟真办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绩,反过来得了他们两人很深的敬佩。”(注:参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该文收入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页。)杜维运先生也如是高度赞扬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成就:”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新猷,甚值珍视。”[1]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五四时期的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最具意义的,应是提出方法与方法论的优先性。在传统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五四时期这般对方法与方法论如此兴致盎然。就古史辨运动而言,以顾颉刚为中心的疑古阵营,固然高举方法与方法论大旗,反对阵营的史地学报派,也同样从方法与方法论的角度和和疑古派进行论辩,并且双方都认为自己所用的才是正确的方法[2]。类似情形也出现在胡适和李大钊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上,论辩双方甚至将“主义”当作一种方法。胡适以杜威实验主义为其“科学方法”做张本[3];李大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为马克思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在此次论辩中也变成了一种方法。

提到傅斯年治理史语所,不得不首先从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2]一文谈起,这是他的就职宣言,也是他的治所大纲。对于这篇《旨趣》,吴相湘先生将它与胡适所撰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相提并论,称它们”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亦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而傅之号召比较胡适更具积极性。”[3]许冠三评述新史学九十年所走过的路程时也认为:”即令长达两百页的《性命古训辨证》不算’巨着’,仅仅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和准此而推行的现代研究事业,已足够令他名垂史林了。”[4]的确,这篇《旨趣》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是一块高耸的里程碑。

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考古学的新方法》)

由于五四时期发生儒学解体[4],造成诸说并起的现象,相关讨论,大抵紧扣五四前夕中国知识分子迫切探求文化新契机的渴望[5],并且希望突破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旧格局[6],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学与西学的问题。

在《旨趣》中,傅斯年开首即明确历史学的性质只是”史料学”。”历史学不是着史;着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作为”史料学”的历史学有三项基本要求: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例如,西方汉学在挖掘材料方面有两个强项:一是研究四裔问题的”虏学”,一是利用神祇崇拜、歌瑶、民俗等材料。”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这里的所谓”工具”不是仅指方法,而是包括各种技术手段、方法,”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2]。这三条对历史学的定性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新要求,自古以来优秀的历史学家无不本此原则来要求自己,惟因傅斯年在提出这三条要求时注入了新的因素,表达得更为精当,才赋予了其应有的时代意义(注: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已有学者注意利用”神祇崇拜、歌谣、民俗等材料”来开拓民俗学研究,亦有学者注意利用地下文物材料,但注意到西方汉学的”虏学”性质,特别提出西方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历史学研究的是”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这是傅斯年当时最为引人注目之处。)。

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本文所拟讨论者,为五四时期儒学解体、诸说并起的学术环境中,中国现代新史学究竟透过怎样的方式建构?在建构的过程中,方法与方法论有何关键性的意义?

中国历史学源远流长,有其丰富的可资利用的历史遗产。以傅斯年的眼光来看,西汉的司马迁,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阎若璩,都是使用直接材料,采用科学方法治史的优秀史学家。”而到了现在,除零零星星的几个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所以傅斯年提出的三大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2]

在傅斯年明确提出史料学的科学观念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实践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胡适。1917年,胡适来到北大接手中国哲学史课程。以前这门课程都由年长的教授主讲,在胡适之前的陈汉章从伏羲女娲讲起,一个学期也讲不完上古。顾颉刚回忆胡适接手后的讲法:“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胡适把号称五千年的历史删去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叙述中,关于那些时代的哲学和历史充斥着神话与传说,考察这些由来已久的论述,会发现其构建基础都是经不起科学方法检验的史料。在胡适那里,经不起现代史料学检验和认可的,也就不能是现代历史学所认可的,因而要从现代历史论述中排除掉。

二、儒学解体,诸说并起

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术界曾经轰轰烈烈地开展”整理国故”运动。1923年1月,胡适作《〈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注:参见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原载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该文收入《胡适文集》第3册,第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随着北大的发起,南北响应,”整理国故”运动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在其内外就有各种争议。一是有没有必要在现阶段以这种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方式开展一场”整理国故”运动。二是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国故”,是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还是仅仅沿用传统朴学的家法。三是”整理国故”是否应该存有民族主义的历史态度,即是”同情的理解”,还是此种研究与民族主义无关。四是研究的材料如何扩充,这里包括对地下文物材料的挖掘和利用,对外来材料的搜集和利用。胡适、傅斯年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与章太炎派对”国故”不同处理的立场,但因他们毕竟同意使用”国故”一词,甚至投入”整理国故”,故实际成为这场运动的推动者。站在这场运动之外的陈独秀、鲁迅等人不仅反对以国粹主义的心态来”整理国故”,而且对发起这样一场运动持保留甚至抵制的态度(注:参见陈独秀《国学》,原载1924年2月1日《前锋》第3期,该文收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4页。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

胡适这样讲,当然把深习旧学的北大同学们吓了一跳,他们让在学生中有威望的傅斯年也去听。胡适自己回忆说:“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受到胡适的影响。七八年以后他打出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至少一部分缘由是在这里。到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也专辟一章讲《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极为复杂,学术界对此一运动的定义与解释,亦莫衷一是,尤其当五四运动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各层面纠结难分时,学者们的解释更是各出机杼,难有定论。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急遽转变的时代,虽然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言人人殊,但无论如何,其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最初热衷并推动”整理国故”运动的是胡适与北大的章门弟子。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进行,胡适与章门之间的裂缝也逐渐公开化,扬王的倾向在胡适这一边渐渐抬头。本来新文化阵营中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政治上与怀有清朝遗民情结的王国维是截然对立的,而与章太炎及其弟子相一致,这是他们最初在北大合作的政治基础。但王国维治学采用近代科学方法,重视异域成果的借鉴,将地下材料与书面材料相印证,重视开拓新的领域,这些都是对清代汉学的突破,在学术上为新学术的先锋,故得到新文化阵营的认同,胡适、傅斯年都极为推崇王国维。从”五四”时期胡、傅共同赞扬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到胡适拉王国维为《国学季刊》写稿、推荐王国维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都反映了这一倾向。到20年代中后期,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顾颉刚、鲁迅、郭沫若等人对他的成就都有一致的好评,在当时的所谓国学领域,王国维几乎已取代章太炎而成为最有影响的典范人物(注:参见《胡适的日记》1928年8月28日条,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页。在日记中,胡适称”章炳麟在学术上已半僵了”,”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傅斯年才表现出了决裂的勇气,在《旨趣》中第一次公开批评章炳麟君”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2]。这里所说章太炎抹杀新材料是指章氏不承认甲骨文的价值,傅斯年与他的分歧正在于此。在前进的学术界,章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后来史语所最卓有成效的工作即是从田野考古工作开始。可以说,《旨趣》一文既是与章太炎一派的彻底决裂,也是对前此”整理国故”的超越。

当然,现代历史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回头看傅斯年,如果忽略了他所面对的时代大环境,会觉得他那句话过于僵硬——怎么能说史学只是史料学呢?在今天的历史学学科框架下,史料学只是一个分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础、一个前提条件而已,怎么能涵盖全部史学呢?可是傅斯年他们那时针对的是仍然占据优势地位、拥有绝对多追随者和信徒的传统中国史学。传统的中国史学固然不是不辨真伪地使用文献和材料,但没有在理论上区分史料与史学,对古代史料缺乏批判鉴别的方法自觉,这使得读史者更倾向于盲目崇古信古,越古老越盲从。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然也有许多优秀的学者能处理混乱复杂的史料,并从中获得至今仍有价值的历史解释,但他们的成就主要依赖于经验与才能,他们基本上不具备理论和方法的自觉。更多的学者则是盲从教条。无论中国的传统史学多么发达,但那是在古代条件下的发达,学科本身没有发展出史学与史料学的理论自觉。史料是历史学的关键因素。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历史学,发端于重审史料,由此告别了、解放了并且现代化了中国传统史学。

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对于影响现代中国极巨的五四运动,一般有两种基本看法:以五四事件为主的观点,亦即认为五四仅系一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宏观的眼光看待五四运动,亦即以整个学术思想的演变来加以探讨;两种说法均有支持者,亦各有其反对者[7]。

针对国内学术界流行的各种主张和选择,傅斯年表明了新的抉择。”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这在”五四”时期原有反对”国粹”的立场上又向前迈进一步。”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2]这里,傅斯年实际上批评了当时两种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一种是国粹学派、北大国学门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这些以”国”字命名的学派、学术运动和学术机构,他们把研究中国历史、民俗、语言据为己有,作为与西学相别甚至抗衡的”国学”,对中国文化遗产在学术上已经世界化这一现象视而不见或估计不足;另一种是西方人的所谓支那学”新诺逻辑”,把中国研究变成了一门”虏学”,或将中国文明看成是一种有待考古的死文明,这实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轻蔑。这就要求摆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理顺中西学术之间的关系,将中国历史学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视野。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史学又把现代历史学诞生之前的传统历史学家称为古董学家(antiquary)。古董学家对史料与历史不加分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地接受遥远往昔的东西。约翰·阿诺德(John H. Arnold)说:“古董学家热爱过去。古董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在此有清晰的分野。……比起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来说,古董学家对过去有大得多的爱意要表达。”不过,也正是古董学所积累、发明和发展出的种种技术与规则,使得现代历史学的出现成为可能。明确什么是史料、如何处理史料,历史就不再是古董,而成为现代思想和现代智识的一部分。

如将“五四”设定于政治层面或学生运动、群众运动之范域,则以五四事件代表“五四”可做一合理的解释;至于大陆史学工作者对五四运动所做的扩大历史解释,将1920年代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变化,均归诸五四运动,则不免于是过度推论,甚或带有特定的政治色彩[8]。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2]”疏证”是清代汉学的家法,”五四”时期,”国故的研究,大半的事情就是疏证”[5]。这一点不仅为时人视为”长处”,也当作科学。1923年12月《学衡》派的大本营–东南大学公布了一份由顾实起草,国文系通过、提出的《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这是一份规模宏大的整理国故计划。内中提出”以科学理董国故诚为今日之大利,而弊亦即可立见。盖今日学子之大患,正在徒诵数册讲义,报章,杂志及奉某学术书为神圣,而未尝根本课读古书。即课读古书矣,亦以着有科学系统之色彩。狃于成见,信口开河。譬如戴西洋有色眼镜,视中国所有,无一不可变为西式,是其弊也。”进而提出”以国故理董国故”来弥补其不足[6]。而”以国故整理国故”之法有三:疏证、校理、纂修。他们提出了一大批应该疏证的书目。胡适在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时,亦曾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7]。此方法为顾颉刚所崇信,在古史研究中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疑古”之风顿开,其流弊亦逐渐显露。鉴于此,傅斯年特别提出”反对疏通”。历史研究中对未知的历史常常存在许多因材料不够而产生的盲点,对此,有各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傅斯年择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原则,这就要求破除清代汉学和”整理国故”中疏证的陋习。20年代末胡适也醒悟到这一点。胡适从主张疑古,到放弃疑古,到主张对史料不足时悬而不断,实际上也是反对疏证,这在他就老子的年代问题,与梁启超、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辩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注:有关胡适反对疏证的讨论,参见欧阳哲生《胡适与道家》,载《道家文化研究》第20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42-367页。)。傅斯年第一次公开”反对疏证”,实则为落实其以实证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原则。

现代史学的基础是搜集、整理、审查、鉴别、分析史料,任何议题都有自己的史料范畴,研究者要做的就是在此范畴内排除或扩充史料。当学者把什么是史料,怎样对待史料,怎样排列和分析史料,当作研究任何课题的首要工作来做,很自然地,神话就不再能当作历史的一部分了。缺乏史料观念者必定“信古”,重审史料者难免会“疑古”。重审史料,把非历史的论述从历史学中排除出去,在此基础上展示历史的真实面向,这正是疑古学派最成功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表彰《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影响深远的革命必定是在理论和方法层面都取得了成功。考古也好,证古也好,都以全新的史料观念来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从疑古开始到今天为止,史学的重要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在政治层面与学生运动之外的“五四”,学术研究工作者惯以新文化运动为思考方向,其内容包含白话文运动与相关之各领域,以及学术思想的转型等等。

”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2]这是针对他的同事顾颉刚而发。史语所筹备时有筹备员三人: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都是北大的同学。但在围绕办所方向时,傅与顾意见歧异。”傅氏在欧洲七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而顾”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注: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两人在办所方针上产生分歧,这一段文字正是傅斯年重申自己的主张。不过,从史语所后来发展的状况看,实际上也吸收了顾颉刚的意见,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第一期》和史语所注重对青年学者的吸收、培养等工作中,反映出傅斯年对这一意见的某些修正。

所以,对于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新史学来说,这样的共识已不再会遭遇质疑:一切可借以认识过去的都是史料(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也包括文字材料和物质文化),我们视之为史料而非直接等同于历史;规范使用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所在,历史学早已在史料学方面建立起最严格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开路先辈取得了巨大成功。对此今天我们已不会有任何异议。只是随着学科的发展与积累,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接下来应该再怎么往前走?

五四时期的学术风气[9],大体可以从下列三个方向加以思考:

在《旨趣》结尾,傅斯年响亮地喊出了三句口号:”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这三句口号中的前两句实际上是为新成立的史语所立定戒规,即傅斯年所期望的历史学研究,既与传统的也是在现实生活中仍极有影响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历史学异途(这里傅斯年隐含着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区隔的寓意),而第三句则是傅斯年蕴积多年的心声,也是当时许多受过中西教育、有抱负的中国学者的共同愿望(注:参见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收入中研院史语所《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1年版,第12页;陈寅恪《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收入《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从这三句口号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傅斯年办所的宗旨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将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力重新从西方汉学家那里夺回来。正因为如此,当他否定了国学、国故、国粹这类名词时,当他否定了借历史研究表现伦理判断和道德情感的传统做法时,他却张扬了另一种民族主义倾向,这就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民族主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民族主义。故看似处于两极中的思想,即一极是反对”国粹”、”国故”的说法,一极是张扬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新的高度统一。这构成傅斯年富有特色的学术思想。

新的一步: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浓厚的反儒学传统气息:不论是提出把线装书丢到毛坑里或主张打倒孔家店,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10]。虽然以今日学术眼光来看不免有所偏颇,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认为只有这样纔有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道,而追求富强是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所日思夜慕的[11]。

《旨趣》一文将中国历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的学科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在古代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或为”私坊”,是一种相对”孤立的制作”;或为”官修”,反映的是朝廷的意志。20世纪以后,各种民间的、大学的学术机构应运而生,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但它们的研究规模往往受到经费、图书设备、人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学术资源得不到理想的整合。《旨趣》认识到”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只有在”集众”的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才能形成”有规模的研究”,才”不会流成’官书’的无聊”[2]。这是寻求历史学研究真正科学化管理的开始。

认识到史学的关键和基础是史料学,对传统史学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我们要再往前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我们认为一切史料都应该当作史学来对待。

科学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虽然在讨论“问题与主义”的几篇文章中,胡适曾极力呼吁“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12];然则他自己在提倡“科学方法”时,却不免有流为科学主义的危险[13]。而此一科学主义的时代风潮,却成为五四时期各学门的攻坚利器,不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都以“科学”自命,形成五四时期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

《旨趣》虽在字面上只提到”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以示与清代朴学的继承关系,但就其所表述内容而言,处处显示了域外学术的影响。历史语言”同列合称”,这是”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8]。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强调其”史料学”的性质,强调它对客观性的探求,强调它与自然科学的相通一面,这明显有着兰克学派的影响(注:有关兰克学派史学倾向的研究,参见[美]J·W·汤普森着,孙秉莹、谢德风译《历史着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228-279页;下卷第四分册,第602、608页。)。德国史学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梁启超、黄节、陶成章、刘师培被其影响(注:有关德国民族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影响,参见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傅斯年的民族主义倾向,虽有”国粹”学派的遗传,但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应是其主要来源。赴欧留学以前,傅斯年不仅”绝不主张国家主义”,且对”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一说”不赞一词”(注:参见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原载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该文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页。)。

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正军老师近年来提倡“史料批判研究”,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史料批判研究对史传文献持有批判、质疑的目光,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历史学建立之初所提出的史料学以及当时的疑古思潮。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一文中,孙正军说明了史料批判研究和史料学的区别。他说:“传统史料学的重点在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以求真求实为首要目标”,而“对于史料批判研究而言,史料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料为什么会呈现现在的样式”。史料批判研究受到后现代史学文本观念的影响,“并非是向疑古运动简单回归”。

到民间去的呼声此起彼落:此风气主要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体验民间生活及乡村建设为基调的各种运动,另一则是研究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之类。前者可以晏阳初“平民教育”和“勤工俭学运动”为代表[14];至于在研究民间文化方面,则以两个方向为分支:1.以白话文运动衍生的民歌采集为中心,形成一股采集民歌以编辑现代诗经的风潮;2.到边疆去的呼唤,形成西北考察热潮,则与清中叶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有相当密切的关连[15]。

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指南,《旨趣》一文并没有讨论时人感兴趣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当时的语境中,标榜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成为学界清流的时尚。胡适此时正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人权论战,批评国民党的政策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陈寅恪也借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力挺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求”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表现了对现实政治约束的强烈不满(注:参见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此处的”俗谛”指三民主义,参见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收入《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3页。);而在王国维弃世时,他视王氏为”文化神州”,为中华文化”所化之人”,极力推崇他”一死从容殉大伦”那一面(注:参见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收入《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12-17页。),突出了他与王国维共同的中国文化情怀。傅斯年在史语所几乎绝口不谈政治,据李济回忆:”他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政治,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谈政治。”[9]他在《旨趣》中强调的主要是历史学科学化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因此这篇《旨趣》即可视为他治所工作之方针,也实为向西方汉学挑战的宣言书。作为国家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傅斯年明确将史语所定位为一个纯粹的学术机关,而不希望其它因素浸染其间,故史语所在他领导的20余年间,只有浓厚的学术气氛,所里同人除了专注于学术,基本上没有参与其它政治活动。

“史料批判研究”的合理性和启发性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出现是对20多年来中国史学实践的一个重要总结。但我觉得,这个提法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方法上仍然是“不彻底”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史料批判研究,只是把历史史传文献当作了工作对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献,而未能涵盖新史学建立以来所拓展的全部史料(至少是全部有文字的史料)。因此,我们应该再往前走一步,提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也就是说,不仅要涵盖一切已经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而且要涵盖尚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

由于上述学术风气的影响,造成五四时期的几个重要论辩与运动:如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主的“文学革命派”推行白话文运动,吴宓、梅光迪等人的“学衡派”则与之相抗[16];张君劢与丁文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北大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为主的古史辨运动,引起对立阵营“南高”系统的强力反击,柳诒征、刘掞藜等人以《史地学报》为主要阵地,对古史辨运动大加挞伐[17];以及由社会史论战引发的史观之争,并因而掀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热潮等等[18],均可视为五四学术风气之切片,其重要意义在在说明了传统儒学解体、诸说兴起的历史现象。

尽管如此,《旨趣》留待人们思考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一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毕竟有一定的人文性,既然如此,文化依恋、民族情感、历史教化一类的因素就不可能排除,也不应完全排除。二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如只是强调历史学方法的自然科学化、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通的一面,则很难概括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也很难深入地反映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社会活动性的历史规律的这一学科特性。这两大缺陷为其它分支的活动预留了空间。当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在继”整理国故”运动之后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时,在它的旁边也活跃着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兴起,他们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另一股是以章太炎、钱穆、柳诒徵等为代表的旧派群体,他们与传统史学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反对将中国历史研究西学化,主张以同情的理解态度来认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大支流填补了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正统派之不足。尽管如此,历史学研究毕竟因为傅斯年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终于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旨趣》一文虽未像梁启超那样明白标榜”新史学”,也未与时俱进地喊出与政治革命相类似的”史学革命”的口号,但它毕竟从一个角度将中国史学真正引上了一条新的科学化道路。

已经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既有文字史料也有非文字史料。文字史料包括孙正军所提到的历代文献,也包括不是文献的文字。凡往昔之一切文字,无论书写于何种载体上,为何种书写体裁,文字多少,无不是新史学所开拓出来的史料,例如档案、地契、日记、板报等等。无论是完整的还是残碎的,哪怕是一句话,哪怕是一个碎片,都可被视为一部史书的残剩部分,都有特定的写作者(authorship),其作者本有清楚的诉说对象(readership),有明确的、特定的写作目的。这样的材料,我们都应该把它当作史学来对待,如分析一部史著那样去分析其作者、读者和写作目的,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为某种“客观史料”。从作者、读者与宣讲目的的角度看,所有史料都是一部史书。一部《史记》和街上一张标语,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区别,都可被视为一部史学作品。古人写点什么,不是为了保存下来给很多年之后的史学家当作史料用的,而有他那时特定的读者对象和写作目的。

上述现象中,值得探讨的是:在传统儒学崩解之后,当时的知识分子如何找寻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是从传统中探索或向西学取经?在西学与中学之间又如何找到平衡的坐标?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学围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两条路子之争。一条具有普遍主义的倾向,即强调史学研究的普遍性、普适性和客观性意义,它以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为肇始。梁启超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将历史界说为”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注: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收入《梁启超史学论着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48-252页。),视探讨历史进化规律为历史研究的宗旨。王国维继之,明确”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他将学术的可比性放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至于”学”之分类可分为科学、史学、文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注:参见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原载1911年《国学丛刊》第一册,收入《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客观化的史学观。他本人的史学实践更是强调证据、注重材料的实证史学。另一条是以章太炎为灵魂的”国粹”派开创的路子,他们注重国家与学术的关系,注重史学阐明义理是非的功用,把史学研究与国家命运和引导社会风气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中国历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可比性认识不足。傅斯年的《旨趣》一文,是普遍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强化,它不仅强调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证性的科学方法,而且张扬了史学的非国别性和西方东方学的学术正统意义。现代历史学研究只有在世界的视域里才能找到其自身的新的起点和立足点,《旨趣》一文实际上也就是引导中国学者找到介入全球化的一条路径,并对中国历史语言学发展的这一方向作了制度化的规定。

还有非文字史料,如考古遗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等,也应该当作历史著作来阅读。当然,现代学科体系已发展出专门的学科、专门的技术来处理和解读这类非文字历史著作,比如考古学、艺术史、人类学等等。这些学科都已发展出一些技术性非常强的阅读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而再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而言,若其基本精神可视为一反儒学传统之运动,那么,在五四时期纷扰的学术讨论中,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吊诡[19],产生了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对立与结合,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皆滥觞于此。结合他同期写作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其指向近代科学的意向更为明显。”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他提出的史语所的主要具体工作为”甲、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企业。乙、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丙、择应举之合众工作次第举行之。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戊、使本所为国内外治此两类科学者公有之刊布机关。己、发达历史语言两科之目录学及文籍检字学。”[10]这是一份在科学管理上更具现代性、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计划了。

不过,当我们说“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时候,我们说的“一切史料”还“涵盖未被新史学开拓出来的史料”。这是什么样的史料呢?新史学已经把一切存在于世的事物都当作史料了,还有什么是没有被开拓出来的呢?那就是从来就不存在,或现在已不存在的“史料”,比如那些被遮蔽的、被消失的、被遗忘的、看不见的。比如没有水的、正在消失的鄱阳湖,物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独角兽,因过度污染而不再有鱼生长的池塘,浓重雾霾下看不见街道和楼房的北京城,被抹掉了人物的油画作品,等等。空白,没有,也是史料。这就联系到我这几年常说的一个话题:遗忘。

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儒学解体、诸说兴起的意涵,处在此种学术风气下,史学研究一方面具有传统再生的力量,另一面则是在反传统中找寻传统的现代性[20]。

此后,傅斯年在《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方法导论》和《傅斯年全集》在收入《史学方法导论》时,均说明”原书凡七讲,今仅存第四讲”,但从1995年12月《中国文化》第12期第245-249页所公布的傅斯年遗作《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一文看,此文极有可能是第二讲,或是第二讲的提纲。)《〈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文中所表达的意见大都是《旨趣》一文的发挥和细化。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他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法整理”,并对”疑古”与”信古”表示了新的态度,研究古史”完全怀疑,固然是不对的;完全相信,也是不对的。我们只要怀疑的有理,怀疑的有据,尽可以怀疑。相信的有理有据,也尽可以相信的。”可见他已跳出了单纯”信古”、”疑古”的俗套圈子。他向中国学界介绍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的路子和史语所进行的殷墟发掘工作(注:参见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法》,原载1930年12月《史学》第1期。该文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他受到德国兰克学派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一书的影响,明确指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他将史料分为八对关系,并对之进行了比较。一是”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二是”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三是”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四是”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五是”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六是”本事对旁涉”,七是”直说与隐喻”,八是”口说的史料对着文的史料”(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351页。)形成了一个史料学比较方法系统,这比前此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广度和深度上自然又大大拓展了。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他重申了民族主义与历史教材的关系,”历史一科与民族主义之密切关系,本是不待讨论的。当前的问题,只在用何方法使历史教育有效的、有益的启发民族思想”。为此他提出五种办法”亲切的叙述历代与外夷奋斗之艰难。亲切的叙述国衰、国亡时之耻辱与人民死亡。详述兴隆时代之远略”。强调历史教育一方面”应该借历史锻炼国民的自重心,启发强国的民族意识,以便准备为国家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一方面”也应该借历史陶冶文化大同思想,使中国人为世界文化之继承者、促进者”(注:参见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原载1935年10月1日《教与学》第1卷第4期。该文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遗忘塑造记忆。20世纪中期以来有一个基本常识,即历史是一种记忆,史学被当作一种记忆来讨论。但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遗忘有很多意义上的。比如一天记诵一万字,我怎么也记不下来,这种遗忘是个人生物属性上的局限。过去有“集体失忆”的概念来与集体记忆相对应,也是强调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而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这种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积极的遗忘,是出于某种目标,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联系的遗忘。焚书、文字狱等等,就是要造成一种主动的遗忘、一种强制性的遗忘。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样的遗忘是有历史学意义的。

由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传统与反传统之两难,因而在找寻替代方案时不免左右踯躅;有西化的一方,自有捍卫传统之一方,乃陷于胶着难分之境地。因而在讨论五四时期的学术风气时[21],常面临传统与反传统难以厘清的现象。

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述及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并提到德国兰克、莫母森这些主张客观史学的大家的名字。”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着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注: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原载1945年11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参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再次表明自己不可更改的”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注:有关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参见李泉《傅斯年与中国近代实证史学》,载1996年11月《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第35-56页。)。

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我常常强调“遗忘的竞争”,因为我们能够了解的所谓过去、所谓历史,都是不完整的碎片,这些碎片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各种竞争——记忆与记忆的竞争、遗忘与遗忘的竞争、记忆与遗忘的竞争——的结果。那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碎片,不再是简单的孰是孰非、孰真孰伪的关系,值得我们辨识的是它们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着怎样的竞争力量,反映了什么样的竞争过程。我们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集体记忆之外的内容,回顾过去几千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传统史学。中国史学有官修正史悠久的、独特的传统,这反映了政治权力作为历史叙述竞争力量的绝对优势地位,所有其他的竞争者都因弱势而难以发声。傅斯年说传统的史学是“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当我们意识到存在着遗忘的竞争,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居高位者为何、如何实现某些事项的遗忘,以及这些事项大致上可能是什么内容,那么无论进行什么样的道德伦理批判,都不能使我们向历史走得更近一些。因此,那些遗忘,那些看似不存在的,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史学”。

五四时期的史学,承继清代以复古为解放的知识历程,以及晚清学术的浓厚经世思想,反映出当时史学界对时局变动的敏感性,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呈现多元并进、百家争鸣的现象。

傅斯年不仅具有明确的史学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对此,李济曾有一段深情的回忆:

拂去竞争的烟尘:探寻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

标举杜威实验主义旗帜的胡适,表现出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对方法与方法论的浓厚兴趣;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籍的“整理国故”运动[22],显示胡适学术志业的依归;顾颉刚掀起的古史辨运动,自诩以“科学方法”研究古史,却也因此招致柳诒征、刘掞藜等人以《史地学报》为主要阵地,对古史辨运动大加挞伐[23]。新旧学术的交错杂揉,使五四时期的史学显得活泼而多样化。

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不少的能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11]

关于记忆与遗忘的竞争,我举一个很好的研究实例。陈侃理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史学》第26卷有一篇《〈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对于《史记》的史料学特色有非常好的讨论。讨论的主要线索是,秦二世胡亥之继秦始皇为皇帝,到底是不是秦始皇临终指定的?传统史学中只有《史记》一种说法,即胡亥本非秦始皇指定的嗣君,而是在秦始皇死后由赵高、李斯矫诏诈立。对于如此充满潜在争议价值的事项,秦末汉初必定存在多种说法,但是因《史记》的独特地位,两千年来,司马迁所取的说法便成唯一幸存者,其他说法早已消失。如果不是因为今日幸见出土竹书,研究者即使对《史记》的说法颇存疑虑,也因全无证据而无从质疑。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恰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叙事,说秦始皇临终让大臣议嗣位人选,李斯建议胡亥,始皇说“可”。不同的史料足以引发对这个问题的再检讨。司马迁和他父亲司马谈肯定接触到了《赵正书》所记的这个说法,甚至应该还接触过其他说法,但为什么《史记》选择了现在这个版本的故事呢?陈侃理指出,《史记》版叙事起于楚人反秦时的政治宣传,“胡亥不当立”的说法遂与汉朝的法统发生关联,自然为《史记》所取,其他说法慢慢消退,终至湮灭。

在这种学术氛围下,担负批判中国传统旧思想与介绍西方新思想的《新青年》,正式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引发李大钊与胡适等人论战“问题与主义”,两种西方思想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进行交锋,象征五四时期知识界大量汲取西学的诸种面向;而马克思史学输入中国后,在中国历史寻求相关阶段的论据,引发了1930年前后的“社会史论战”。而傅斯年所主张的“史料即史学”,则强调利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即可使事实显明,因此致力于扩充史料的范围以及检证史料的方法,大异于马克思史学重视理论的方法,而这两种史学方法的歧异,成为后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界的两种基调,影响至今。

的确,在史语所筹备之初,傅斯年就全力以赴投入这项名山事业。在人员筹组上,因史语所初设广州,傅斯年考虑到集中各地人材之不易,故分特约、兼任、专任三类研究员(注:参见《致蔡元培、杨杏佛》,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69页。又参见《中研院史语所七十年大事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10月初版,第2页。这两处所述特任、专任、兼任名单不一,大概前一份系傅斯年提出的建议名单,后有所扩充和更改。),并分八组:史料学、汉语组、文籍考订、民间文艺、考古、汉字、人类学及民族学、敦煌材料。1929年5月史语所迁往北平,落住于北海静心斋,将八组改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分别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三组主任(注:史语所筹备之初,筹备员为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全为北大同学。迁往北平时,史语所机构设置改组后,所用三组主任全来自清华国学研究院,反映了傅斯年人际关系和学术理念的微妙变化。)。为了落实对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人的聘任,傅斯年除与他们个人进行联络外,还与清华校方联系,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1-72页;《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收入《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81-82页。)。史语所能够集中当时的一批名家,并精选一批有发展前途的年青学者,与傅斯年的个人努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赵正书》属于“小说者流”,在传统史料学框架下当然不足与千古杰作《史记》并列,但正如陈侃理所说,《史记》的史料来源大多数本就是和《赵正书》差不多的百家杂纂,今人应该在史料意义上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审查。不同研究者也许会在这两种叙事间各有自己的倾向性,但这里并不是急于是此非彼,而是在这个案例中看到了把史料当作史学的必要性。《赵正书》与《史记》有关秦二世继位的两种叙事,和其他我们已不知道的叙事之间,当然是一种古老的竞争关系,本来《史记》版叙事已经取得绝对胜利,出土竹书却使这种竞争死灰复燃。面对这种竞争,我们不能简单地偏向任何一方(或如传统史学那样,过度信任《史记》的经典地位;或如今天某些研究者那样,一味偏向时间更早的出土文献),而要把它们都视为一种史学写作,看看各自分别由谁、写给谁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写。这样,史料分析首先是一种史学分析。如陈侃理所说:“我们所要求得的历史之真,不仅限于史料记载的‘事件’之真。……历史学家不会轻易满足于接受胜利者的战报,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的是回到历史记忆战争的现场,考察战争中的各种细节和可能,追寻真相,以及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

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显然不是单音或独白式的存在[24],而是在各种领域或论战中,出现激烈的对话[25]。史学是整个学术思想的一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史学自不能独立于思想文化之外。1920年代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整理国故的风气,而史学显然被视为“国故”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整理与研究的焦点[26]。但相较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与白话文运动,五四史学受到的瞩目显然较少,其中原因甚多,大要言之,约有下列数端:

在研究规划上,傅斯年既定史语所以求”直接材料”为目标,故其将研究规划的重心放在考古、搜集档案、田野调查、方言调查这一类的工作上,在很短时间内就”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的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11]。其中在大内档案的搜集和整理、安阳殷墟的挖掘这两项工作上,他可谓周密策划,极尽心思,保证了这两项工作的进展,最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傅斯年在领导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了参与这些工作的所内同人的称道(注:有关安阳殷墟挖掘的具体工作权威描述,详见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中”二、殷代文化宝库的开发”、”四、后期研究的进展”二节,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184、200-259页。李济《安阳》第四、五、六章,收入20世纪中国史学名着《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128页。有关大内档案的整理工作,详见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原载《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存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原载193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徐中舒两文均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4-377页。李光涛《明清档案》,收入《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1年3月版,第21-25页。王戎笙《傅斯年与明清档案》,载1996年11月《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第23-34页。)。而第二组”自史言所创设之始,即毅然地摆脱了章炳麟的权威,而得到赵元任先生的合作,以百分之百的现代科学工具,复兴中国的语言学。自民国十七年起,直至七七事变的一年,复兴的中国语言学的进步,是一线直上的。在这一时代,史言所的第二组建设了一个正确的研究标准,提出了并解决了若干中国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完成了不少的方言调查,同时并造就了不少的青年语言学家。南京北极阁语音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在那时是一件国际注意的科学事业,所呈献的急追猛进的阵营,曾使坐第一把交椅的欧洲中国语言学家,瑞典高本汉教授为之咋舌。这固然完全由于第二组同仁的共同努力,孟真先生的支付,实是这一灿烂运动的原动力”[11]。可以说,史语所的语言学研究工作走出一条与章太炎派传统的语言学研究相别而与西方语言学研究接轨的路子,也是与傅斯年在《旨趣》所发出的号召和其后的鼓励分不开。

我说过,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在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当然这主要是年轻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责任。现有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神话和陷阱,因为历史是被说出来的,被制造出来的。我们要知道,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我们要拂去竞争的烟尘理解过去,展示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

五四的根本精神,有碍于史学的独立发展。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下,民族主义代替了理性思考,对需讲求独立学术研究的史学而言,是很难去除的迷障[27]。

以《旨趣》为约规的史语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有人谓史语所为一学派,这样的归纳有门户壁垒之嫌。不过,史语所自成一格的特征是明显的,所里同人表达了对《旨趣》一文的高度认同。在处理史料上,他们本着”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的要求,其研究注重挖掘新史料,利用新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实证性。在研究技法上,他们往往是小题大做,做绣花针的功夫,从不做那些大而不当的研究,这就保证了学术研究的严密性。在研究态度上,他们既不像某些旧文人士子,把历史研究看作是维护”仁义礼智”的伦理判断,也不像某些新派学人把历史研究变成一种政治宣传活动,历史判断从属于其政治抉择。他们所取的只是一种纯然客观的学术态度。在研究风气上,他们提倡一种严格、细致的科学精神,史语所《集刊》、《专刊》所发表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精心制作、严格编审(注:有关中研院史语所所内各刊的创办与发展,及其傅斯年与它们的关系,参看逯耀东《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载,1996年11月《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第57-88页。)。傅斯年本人亦为这种精神的典范。他在德国留学,对德国人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体会甚深,李济说他的品德中有”高度的责任心”、”极端的认真”[12],即是德国人这种不苟且的精神的体现,史语所同人受这种风气的熏陶,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两年十分红火的《人类简史》,虽然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历史著作,但书里常常有一些很好的思想和表述。比如书里讲到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说历史和其他那些所谓科学的学科不同,历史不能试验、实验,不能反复发生,也不可预测。学习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

五四反映出浪漫主义精神[28],有利于文学创作而不利于需要缜密思考分析的史学研究。在浪漫思潮迷漫的时代,史学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易与政治相结合,而失去其客观的基本史学伦理。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23年间,史语所同人大规模地发掘安阳殷墟、整理明清档案、开展方言调查,产生了像陈寅恪、赵元任、董作宾、李济、李方桂等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就。”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专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这自然是经由许多学者协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注:参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该文收入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傅斯年本人虽没有留下煌煌巨制,但史语所本身就是他精心雕塑的一部学术精品,这样说并不为过。1951年董作宾先生在总结史语所前此的学术成就时说:”现在结算一下史语所二十三年的总成绩,可以说有赢余也有外欠。这笔账看去似乎是许多人的,事实上,是应该全记在孟真先生的名下。”(注:参见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原载1951年1月台北《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该文又收入《傅故校长哀挽录》,台北:台湾大学1951年6月出版,第64-69页。另外,参见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收入《感旧录》第72-8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72-88页,该文对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工作亦有详细评述。)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看法。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中学西学的论争,使中西各种思潮齐聚一堂,有利于思想启蒙,但亦使史学研究易走向方法与方法论的迷思,而无法进入理性分析的深刻见解。

[1]杜维运.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J].台北:当代,1995-12-01,:54-63.

基于上述因素的影响,五四时期的史学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式论述层出不穷,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探讨五四史学,将会发现方法与方法论是当时论述的主轴,对于实际的历史研究,反而着墨无多,这是一个相当值得探索的问题。而方法与方法论不仅是五四史学人物极关心的主题,也成为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呶呶不休的论述,甚而影响及台湾史学的发展[29]。从1920年代前后的五四时期,到1949年以后的海峡两岸,史学工作者不断重新检讨史学方法与方法论的问题。虽然任何一门学科之得以成立,均有待典范的建构[30],而建构典范过程中必须不断重新检讨方法与方法论的正确性,但回顾五四以后的史学发展,对方法与方法论的相关论述,真可谓漪欤盛哉[31]。

[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0,:3-10.

三、走出今古文问题的纠葛

[3]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1册[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今古文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长久以来无法解决的纠结,从汉代的今古文问题,列入学官与不列入学官的争议[32],到晚清变法论者藉今文立说,在孔子躯壳注入自己的王心论[33],在在显现了今古文这个学术公案的争议性。而今古文之所以陷入长期以来的学术纠葛,部分虽然可能与秦火以降造成的版本、辨伪相关,但大部分时期的真正问题,仍在于现实政治的权力掌控。以清代的今文学发展而言,由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一路下来的今文家们,一面致力于学术真伪的考辨,另一面则是学术与现实政治结合,使得晚清的经世思想得以借孔子之尸,还其变法之魂[34]。这种借尸还魂的现象,使晚清今文学派的历史解释,依违于考辨学术真伪与为现实政治服务之间,真正切入版本、考据的意涵反而被削弱。基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使得今古文之争不再具有绝对的学术真伪,而成为家法与现实政治的意气之争。今文家不断曲解孔子的意旨,注入自己的变法改革思想,无形中将今文经可能有的学术地位亦加以铲除[35]。今文学的殿军康有为,不免成为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这种吊诡的发展,正好替五四时期的儒学衰颓、诸说并起,做了很好的铺路工作,胡适正巧站在这样的转折点上。

[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燃灯者之一的胡适,在五四时期各种文化向度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都亲历其役[36]。而在这些论战中,不论赞成或反对其理论者,均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余英时教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胡适》认为,「从思想史的观点上,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孔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新典范」[37]。余英时教授进一步指出,胡适所建立的“新典范”约略具有孔恩所说的广狭两义,就广义方面而言,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就狭义方面而言,胡适的具体研究成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起了示范的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问题[38]。

[5]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J].北京:新潮,第1卷第5号:731-745.

从余英时教授的论述中,可以了解胡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性影响,正因为这样的角色,使得在1954年由郭沬若所领导的批胡运动中,洋洋洒洒地举了八项批判,包括“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哲学史观点”、“历史和古典文学的考据”、“红楼梦研究”等项目[39]。而从中国大陆出版的8辑《胡适思想批判》来看,可以了解胡适治学范围的广泛与全面性,可以说几乎触及了广义人文学的各个面向,但这并不意味胡适在这些专门学术上都有高度的造诣[40]。以研究成绩而言,胡适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方面,有较高的成就,这种开创性的成就主要来自他所提倡的方法、观点和态度。正因为在方法论层面的突破与创新,建立了余英时教授所说的“新典范”,胡适思想的影响力,才扩散到他本行以外的广大领域[41]。

[6]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J].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21-130.

在审视五四史学的内容时,无可避免的涉及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新工具/旧材料等问题,晚清的经今古文学之争,在民国以后已是强弩之末,这不仅涉及今古文何真何伪的问题,而是儒学的地位已然崩解。当儒学成为被打倒的对象,那么,今古文的谁是谁非还有什么意义?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自序》中描述当时以今古文互攻的情形,贴切地表达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造成儒学崩解的现象[42]。这种击碎玉连环的方式,将今古文的矛与盾互戳,最后终不免两败俱伤。在今古文两败俱伤的同时,儒家的高文典册不再是“圣经”,乃可与通俗文化放在同样的天平上称斤掂两,造成诸子史料化、六经史料化的现象,此时儒家经典与通俗白话小说成为同阶的“史料”,并无谁高谁低的成见,甚至在史学研究中,通俗小说的真实性有时反而被视为高过儒家典藉,而五四时期“六经史料化”的现象,可以说是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43]。

[7]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A].胡适文集:第2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为什么是“六经史料化”,而不是其他?关键在于宋代以后儒家典籍形成绝对的威权,从学校到科举,均以儒家经典为依归[44],而六经的内容为上古历史,以考据为主轴的北方学统,由六经入手论述古代史实的重建,是一符合内在逻辑的发展,古史辨运动的掀起狂涛巨浪,殆源自于此。

[8]朱家骅.纪念史语所傅故所长孟真五十六岁诞辰特刊·序[A].傅所长纪念特刊[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1.

因为六经内容本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当此儒学崩解之际,经过晚清以来长久的今古文之争,不论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都已如旧墙倾圯,古史辨派只须轻加一指之力,便化做石堆瓦砾,甚至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也倒掉了[45]。

[9]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J].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6-18.

事实上,今古文问题在古史辨运动时期已是强弩之末,面对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甚嚣尘上,儒家经典的倾颓已是指顾间事;而当儒学崩解之后,如何找寻替代方案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迫切课题,不论在中国文化找寻新契机,或在西方文化探索新方向,都具有这一层意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好填补了这一段空白[46]。一方面代表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又用西方哲学史的论述方式装点新的门面,这种一手古代一手现代,一手中国文化一手西方文化的模式,有如巴洛克时期的复音音乐[47],两条旋律线交错出现,既照顾到传统中国文化,又引介了西方文化。胡适一面着手进行整理国故[48],一面则不忘提倡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虽然许冠三教授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胡适引介的杜威思想过于浅薄,只有浅出而没有深入,但这里要思考的并非深浅问题,而是被引介的杜威实验主义在五四时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正因胡适用浅白的文字引介杜威实验主义,使得当时稍具中学生程度的读者都能了然其说,其影响乃无远弗届。所以,当胡适藉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而以干嘉考据为方法,论述先秦思想的逻辑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材料运用干嘉朴学考据,配上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完成了材料、方法、方法论三位一体的学术新典范,使得儒家与先秦诸子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称斤掂两,加速了儒学的崩解,而依附于儒学的“六经”乃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处境,自章太炎以来的诸子史料化、六经史料化,到胡适手上可谓是千里来龙到此结穴,今古文问题的纠葛亦到此告一个段落。

[10]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A].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5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四、方法与方法论的迷思

[11]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A].傅所长纪念特刊[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1.

五四是一个迷信方法与方法论的年代,知识分子们相信方法与方法论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方法与方法论的思考并未分门别类,同样的方法与方法论可以用在相异学门上,形成一法多用的情形。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观察,便可以了解为什么胡适的治学领域可以横跨文学、哲学、思想、历史、教育等诸学门;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后五四时期的郭沫若身上,他既是诗人、思想家,又是史学家,成为自1930年代起到1970年代现代中国的重要学术人物之一[49]。郭沫若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诸范畴的影响力,和胡适于五四时期所代表的意义类近;其他前五四、后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也是由方法与方法论入手,涉足于广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诸领域,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傅斯年、柳诒征、陈寅恪等人,都代表了这样的意义,这也是为何五四以后人文与社会科学急于找寻治学新方法的缘由。陈寅恪曾戏写一付对联暗讽这个现象,“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50],此联虽系对科学与玄学论战而发,但很可以道尽当时学术风气的一般情形。

[12]李济.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A].王为松.傅斯年印象[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因此,在论析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问题时,必须考虑五四时期所讨论的方法与方法论并非特别针对史学而发,而是面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时的整体性思考,因而五四时期所发生的各次论战,诸如白话文学与古典文学、古史辨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社会史论战等,几乎都环绕在方法与方法论的问题进行攻防,而在各次论战中,攻防双方所持的重要武器即为方法与方法论;以今日的学术眼光来看,五四时期所发生的各次论战,其实常有以思想为方法、以思想为方法论、以方法论为方法等层次混淆,论述浑沌的现象,思想∕方法∕方法论的交错运用,常常模糊了论辩的焦点,而且在论战过程中,并没有绝对的胜负,仅系局部的、片面的彼此互占上风或处于下风,除了宣称自己找到学术的真理外,彼此间的说服力其实非常薄弱。因此,如果杜威实验主义可以用来解决一切学术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可以;两种主义在面对政治现实时,又同样各自宣称自己所拥护的真理四海皆准。而这种以主义为思想、方法的模式,其实比较接近信仰,这也是为何五四时期各种主义争胜,方法与方法论意识高张的原因,因为各种主义的拥护者,都宣称自己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而这条通往真理之路以当时的名词来说就是“科学方法”[51]。

“科学方法”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解决各种问题的万灵丹,至于“科学方法”为何,则是言人人殊,各出机杼,彷佛只要戴上“科学方法”的帽子,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但事实是否如此?当论战各方都戴上“科学方法”的帽子,那么,真理站在哪一边?如果各方主张的“科学方法”都是真理,学术研究又将何去何从?

五四时期引介到中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并非有秩序的,而系片断的,甚至杂乱或缺少整体认知的;犹似溺水者抓到的任何一支稻草,都当成是救命的倚靠;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思想纷纷引入中国,其目的在追求中国之富强,这是自1940年代以来晚清知识分子所亟于努力者,这种由张之洞“中体西用论”一路发展下来,迄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与长久以来中、西接触的主轴,基本上可以说是矛盾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亦然。他们一方面举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大旗,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全盘西化论,造成了现实政治与西方对抗,文化思想向西方学习的矛盾情绪,而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便形成中国材料/西方方法的奇特模式。

现代中国史学对“方法”的提倡,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荜路蓝缕之作[52]。稍后的胡适,更是提倡“科学方法”的燃灯人,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53]。但他的整理国故和科学方法其实很有科学主义的意味[54]。在科学主义的涵盖之下,“科学方法”几近无所不能;历史研究显然属于“国故”的一部分,同样应该讲求“方法”,尤其是“科学的方法”。

五四时期,有关方法与方法论的著作甚多,如: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杨鸿烈的《历史研究法》等;此外,两本代表西方实证史学的著作亦译成中文,陈韬译德国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 (Lehrbuch der Historichen Methode, 1889),李思纯译法国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合着的《史学原论》 (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 1887),亦甚有影响。19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些左派史家开始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以唯物辩证法处理历史问题,从不同的方向助长了此一强调“方法优先性”的史学意识[55]。

就五四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而言,梁启超、胡适、何炳松、顾颉刚与傅斯年,是几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

梁启超:抨旧史,迎新史

五四时期提倡新史学最有力,又最具影响力,可为新史学燃灯者的,首推梁启超。

梁启超晚年全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尤其1920年欧游归国后,讲学时间更多,范围大部分关乎史学,除在清华大学任教外,亦常到南、北各大学讲学,对当时青年学子在史学方面的认识极具启发性。

梁启超多采多姿的一生,中外学者兴趣盎然[56];亦有部分学者对其史学进行讨论[57]。

梁启超在史学方面的专著与论文,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研究六篇》、《先秦政治思想》、〈新史学〉等,对现代中国史学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58]。

影响梁启超思想与学术的学者,以清代学者最为重要,如黄宗羲、顾炎武、顾栋高、章学诚、赵翼[59]。同时代学者对其有影响的包括康有为、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蒋智由、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胡适、严复等人。尤其是丁文江、胡适、严复等通西文的朋友,直接间接帮助梁启超接受西洋史家的治史方法或观点。1918年,梁启超到欧洲游历,接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等观念,这些新思想是他革新史学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60]。

梁启超的治史缘起,除了受早年读史与师友的影响外,其所处的时代亦影响甚巨[61]。或许将梁启超视为一民族主义史学家,可能较易了解其对中国旧史学之抨击。

1. 批评旧史,提倡新史

梁启超认为不将旧史的弊病革除,新史学无从立足。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陈中国旧史学的弊病有四: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而其所主张的新史学包括:反对历史为朝廷君主而作,历史应该为国民而作;提出旧史不能为群体着想的缺点;提出著书的宗旨是为了经世之用;认为中国旧史缺乏探究深远宏大的理想[62]。

指出中国旧史的四大弊病之后,梁启超认为旧史根于这些缺点,产生了两大病症:铺叙而不能别裁,因袭而不能创作[63];此处系指史学著作的外在形式而言[64]。

然而,梁启超对旧史并非感到一无是处[65];在旧史的体裁方面,他最推崇记事本末体,认为这种体裁与理想的新史最接近,并表示这是过去史学界进化之轨迹[66]。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除了提出旧史学的四个病源外,亦反对中国旧史中的一些观念;如正统论、书法、纪年等[67]。

基本上梁启超反对正统的观念,认为正统论的源起,完全是统治者的私心作祟,是霸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以箝制人民之口特地制造的,因而他反驳正统论,主张民有统及君无统[68]。

梁启超反对旧史学中以为书法善则为良史,反之则为秽史的观点。他认为过去史家之言书法,皆源于孔子春秋之义[69];他所主张的书法则接近西方的传统史学[70]。

纪年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传统中国史学的纪年方式为一帝王一年号,甚或一帝有众多年号,梁启超认为这种方式造成考史和读史的不便,因而反对用帝王年号,但也不赞成采公元或黄帝纪元,而主张用孔子纪年[71]。

由于旧史的诸多弊病,梁启超认为史学需要革命,而史书的著作,可以参考近代的西方史学。梁启超认为近代西方史学进步的原因有二:客观资料之整理;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家一人之谱录[72]。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阐述史的意义,认为治史者绝不能只知有局部之历史,而不知有全史,不能局限于一地或一时代,不能只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和其他学科,如地理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等的关系[73]。虽然梁启超的说法,并非画时代的新见解,因为传统中国史学将天文志、地理志等均视为史的范围,但他也扩大增入新的内容,且将旧史中不必要的部分屏除。新史的范围更充实丰富,且更适合于今日的群众之需要[74]。

2. 搜集史料,分类鉴别

梁启超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论史料的章节有两章,分别为第四章〈说史料〉,及第五章〈史料的搜集与鉴别〉。

梁启超提出三种搜集史料的方法:汇集同类事,然后加以比对;求消极性的史料,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性史料,某时代无某现象则谓之消极性史料,他认为从消极性的史料中,往往可以看出历史的意义;博搜旁证,即广泛搜集史料,特别是难以找寻的史料,认为此种方法往往能引起无数史迹的发现[75]。

搜集到的史料,须加以正误和辨伪才可使用,梁启超认为最直接的方法是举出有利反证,若无明确反证可使用时,亦须先消极的表示怀疑,第二步则是立假说以后还再审定[76]。

  1. 专史通史,交互为用

梁启超认为通史撰写非易,若能个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合起来即为一部好的通史;他所谓的专史包括下列五种:人物专史;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断代的专史,如旧史中的断代史体,但不必以一姓兴亡画分,如“春秋史”、“战国史”、“晚唐藩镇及五代十国史”、“宋辽金夏时代史”等[77];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即偏重如何下手研究上述各种专史。

整体而言,梁启超的新史学,包括:在历史观念的革新中,标明“史须为国民而作”的目的,并画定历史应包括的范围;期待良好的中国通史产生留意方法论,参考西方近代史学,提倡中国的新史学。

虽然梁启超的部分史学观念遭受批评[78],但大部分学者仍肯定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79]。

胡适:科学方法与实验主义

胡适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极为巨大的学者,从1917年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到1962年逝世,40年中胡适几乎涉及学术与思想的各个领域[80],其思想具有相当的全面性[81]。而且因为胡适本身著作的复杂性,使得相关讨论很难提纲挈领,如《中国古代哲学史》便包括哲学、史学、文学甚至方法论等论题;他晚年所研究的禅宗则牵涉宗教、思想与历史等范域,在小说考证方面则涉及版本、作者、社会史的背景等层面,因此胡适对研究工作者向来具有浓厚的吸引力。虽然胡适在和李大钊辩论时要人“多谈方法,少谈主义”[82],但他自己也无可避免地犯了“科学主义”的毛病,事实上,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乃系清代学者之考据[83]。所以,胡适虽然头上戴着杜威实验主义的帽子,实质上他所倡导的“科学方法”,是颇为粗陋的,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84],并经由归纳法得出结论。虽然胡适标举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在他本人的研究中似乎并未超越清代学者的原有系统。

1. 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胡适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国故;而国故中又有“国粹”与“国渣”的分别,所以胡适认为如果不了解国渣,就不懂得何者是国粹[85]。他也反对用附会的方式,对西方的制度或思想进行比较[86]。

由于胡适引进杜威实验主义[87],并且杜威本人也在1919-1920年之间在中国巡回讲学,使得杜威著作被广泛地译为中文,而胡适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先秦名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China)[88],即是以杜威实验主义之方法,中国古籍为材料写成著作之最佳范例。

胡适认为整理国故要用“科学方法”,而且要“扩大研究范围”,其目的在打破一切的门户之见,以历史的眼光来统整历史的方法,亦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态度,将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和政制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89],因而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为中国学者从清代中叶以后所困惑的中、西学问题,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另一方面他也打破了自汉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迫使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从新思考这些问题。

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以时代还其时代,「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而要做到“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的重要方法就是审定史料。

胡适认为审定史料的方法,必须注重证据,而他所谓的证据有五种:史事:书中的史事是不是和作书的人年代相符;文字:一个时代有其特殊的文字,不会在前代出现后世的字汇;文体:一个时代有其自己的文体;思想:胡适认为一个著书立说者的思想应该会有一个系统可以遵循,不致于会有严重前后矛盾,思想冲突的情形;旁证:胡适认为前四种都是内证的方法,都是从书中找出来的证据,他认为还有一些证据是从别的书找出来的,称为旁证[90]。

除此之外,胡适又提出整理史料的三个方法,分别是:训诂,贯通;胡适认为作到上述这些方法之后,才算是做到“述学”这项基本功夫[91]。

胡适认为各时代的文学、思想都有一定的特色,而研究历史必须抓住其时代特色,而后将演进的轨迹找出来。所以他提倡使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历史,而他认为使用历史演进法的步骤有四:把每一件史实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研究每件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研究这件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成雅驯,由地方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92]。

但是在排比故事演进过程时,要如何运用这些证据?误用证据很可能会推出错误的结论。所以胡适又提出在运用这些证据之前要先问五个问题: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什么时候寻出的?什么人寻出的?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的可能吗[93]?

胡适在很多地方都使用这种历史演进法,例如有关井田辨的考证,以及白话小说考订,特别是《水浒传》、《三侠五义》、《龙图公案》、《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都是如此。因为胡适认为要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必须先了解那个时代[94];从这些例子可以略知他如何运用历史研究法于小说版本之考证。

在历史研究中,胡适相当重视社会史与生活史的重要性,因此反对写通史的时候专着眼于政治,而忽略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层面[95],而应选择能代表时代变迁的事实,写出文化的进退与人民生活的状况[96]。

2. 实验主义,万法归宗

胡适提倡的杜威(John Dewey)实验主义(Pragmatism),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影响中国学术界极巨的重要思想。胡适把杜威学说简化成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并用这一套方法批评、分析各种学问,而非着重于杜威的理论架构上[97]。因此,胡适在历史研究中所重视的,只是一家学术或思想背后的方法与态度而非实际内容。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拿出证据来”,就在这种想法之下提出,实验主义亦成为他治学上的万灵丹[98]。

胡适将杜威实验主义的两个重要方法,“历史方法”与“实验方法”运用到中国材料上,对五四时期的学术思想造成了普遍而广大的影响。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可分为两方面来了解:超越儒学的体系:胡适将“六经”与“诸子”纳入同一个体系,用平等的眼光对待[99]。虽然晚清以来章炳麟、梁启超提倡诸子学也有这种倾向[100],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并非个别之观点,而是一整套的典范,所以才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101]。将通俗文学列入研究范围:传统中国学术多以经史为重心,轻视通俗文学,胡适将小说当成社会史、经济史的材料,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尤其他将小说版本与历代政治、思想演变相结合,以补充正史之不足。胡适将小说与儒家经典放在同样的地位加以批判、研究,脱离了传统的权威与家派束缚,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一切典籍与文献。对胡适而言,不论儒家经典或话本小说,都只是研究时使用的史料,而无高下之分。

3. 建立典范,影响深远

胡适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就广义而言,是建立了孔恩所谓的新典范。而这个典范是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的建立与改变。就狭义而言,胡适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另一方面又留下许多争议与待解决的问题。不仅接受他说法的人受到影响,连不接受胡适说法的人也必须从胡适所提出的问题出发,参与相关的学术讨论[102]。

而五四时期的年轻史家,如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等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到胡适学说的影响[103],因此也影响了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顾颉刚受到胡适历史演进法的启迪,创发了“层累造成说”,并激起古史辨运动[104]。傅斯年则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史料学派的燃灯人[105]。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发展其考证技术,并对史料重新建构与解释;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的研究等等[106];使得胡适所提倡的方法与方法论,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胡适并非专业史学家,所引介的杜威实验主义及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亦遭部分负面批评,这些批评包括文字过于浅白、学问只有浅出而没有深入,或指摘他太过强调实验主义以及科学方法,但不免流为口号,而非完整之方法论[107]。但反过来说,正因为他的浅白、浅出,才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力,几风靡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各个面向[108]。胡适是风气的倡导者,思想的启蒙家,因此,苛求他介绍一套完整的方法学,或拿他在历史或古文上的造诣比拟章炳麟和王国维,不免于是将胡适的角色过分放大。而且因为胡适所涉猎的范围太广,当然会有不足之处,但如能以其所处时代加以衡量,将会获得一同情的了解。

何炳松:社会科学与史学的结合

何炳松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授课所用课本,多为哥伦比亚大学“新史学”派教授的著作[109],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欧洲史纲》(An Outline of European History)、《现代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an, Our Own Time),詹姆士.鲁宾逊(James Harrey Robinson)《西欧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由何炳松授课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在此时期的主要兴趣在于将西方史学引介到中国[110]。虽然如此,何炳松对传统中国史学仍有所关注,他和胡适同时都对章学诚产生兴趣,胡适写成《章实斋年谱》,为此书写序的就是何炳松。但何炳松对章学诚研究的兴趣显然只是牛刀小试,并未太过用心,因为他认为当时重要的不是振兴国学,而是深入理解中国文化。在讨论中国文化时,何炳松指出章学诚的学说固然值得研究,但他觉得这种程度已经够了,无庸过分热心[111],因为他觉得过分热心会有“腐化”的危险;何炳松同时也对当时中国原有的东西不管好坏,只要加上“国”字做为保镖的武器,如“国医”、“国术”、“国菜馆”,就变成时髦的玩意儿,而这些都是”国学”所引出来的流弊[112]。

以何炳松和胡适的交情,应该不致于和胡适所推动的整理国故运动唱反调,比较可能的解释是何炳松在这个时期极力鼓吹西方史学的成就,甚至认为用西方的方法论来整理中国旧学,可能过度抬高这些旧学的地位,而忽略了西洋近代史家对史学的贡献,因而呼吁中国学者们“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113]。

1. 治学途径,思想主导

何炳松有关章学诚的研究论著,在观点上与胡适亦有上下床之别,何炳松不采取和胡适一样的考据方式,而是将章学诚的史学方法与西方史学进行比较分析。何炳松认为章学诚对中国史学有三大贡献:将著作与材料分离,即指出史学与史料的不同;强调通史的写作;章学诚对史学主观与客观关系的阐述[114];从这些论述来看,何炳松对章学诚史学的分析,主要是架构于近代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和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手法可谓如出一辙[115]。但两人在研究章学诚的取径,则略有所异,胡适谨守干嘉朴学考据的方法,何炳松则是用西洋史学的成就来反观章学诚的史学。反映在著作上的特色自亦有异,胡适重考据,何炳松重思想[116]。胡适推广“科学方法”时,系采取将西方“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国材料的模式,亦即西方科学方法是一条主旋律线,中国材料是另一条主旋律线,形成复音音乐的现象;何炳松则同样以西方方法为一条主旋律线,但另一条主旋律线则是用西方方法反观中国史学的考据方法与史学思想;所以,同样是复音音乐,在主旋律的选择上却有所不同,胡适是西方科学对中国材料,何炳松在中西史学的讨论上,方法对方法,思想对思想;表面上看起来,何炳松和胡适似乎都论及中、西文化问题,但在手法上却大相径庭。

2. 译介新史学,中西复宏通

1920年,何炳松应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之请,开设“历史研究法”课程,以鲁宾逊(James Harr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为教材,并用该书为“西洋史学原理”课的教材。

如果说胡适是将杜威实验主义带到中国的第一人,何炳松则是引介美国新史学到中国的燃灯者,因而北大史学系成为中国最早将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结合者,开启了往后现代中国史学与社会科学联姻的先声。自此以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成为探讨方法与方法论者所关心的课题,自1920年代迄1990年代的台湾,可谓历久不衰[117]。

何炳松正式翻译鲁宾逊《新史学》始于1921年2月,此项译事获得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学生江兴若之助;其后因江兴若另有他事,倩友人傅东华相助。1921年8月,译稿完竣,由朱希祖审定,胡适校阅,成为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讲义[118];1924年,《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对当时学术界造成巨大的影响[119],可视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现代中国史学的第一波冲击;其后于1930年前后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是以马克思史学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造成众说纷云所引起的论战,而其火药线早在何炳松引介《新史学》时即已埋下,虽然真正点燃这条火药线的是“科学与玄学”论战[120]。

鲁宾逊所主张的“新史学”特点有四:历史的实用性:要求史学工作者注意那些与现实有关的史实,反映美国进步史学的实用主义倾向。扩大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注意历史上社会力量的发展,不能只研究一些伟大人物。加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和预测历史的发展。重申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虽然“新史学”派的历史学者并不认为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121]。

这些主张事实上是美国“新史学”派对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的反动,亦即对19世纪以来科学派史学的反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反兰克科学派的史学于1921年由何炳松先引介到中国,而兰克史学输入中国则是1928年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事,虽然稍早或可上溯至1926年傅斯年于广州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122]。

顾颉刚:古史辨与史料学革命

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古史辨运动无疑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拥护者认为是吹响新史学革命的号角,反对者认为是破坏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紧咬住“大禹是蜥蜴类”的论题不放[123],而忽略了古史辨运动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正面意义。

不同于胡适等人,顾颉刚从未出过国,对科学方法的认知并不多[124],然而却无碍其史学成就,主要关键在于他所实行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基础的科学方法”与“故事的眼光”。

就“基础的科学方法”而言,顾颉刚虽未直接沈浸于国外的科学研究环境,但五四时期“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影响顾颉刚最深的老师胡适,是将杜威实验主义引介到中国的学者,其“历史演进法”启发了顾颉刚的史学研究,并因而发展出“层累造成说”。

《古史辨》第1册出版于1926年,但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讨论古史的来往书信却早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之间就开始了[125]。

由于顾颉刚与胡适有师徒之谊,顾颉刚也和胡适同样提出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主张[126],使得古史辨运动很容易贴上杜威实验主义的标签,也更加强了顾颉刚受胡适影响而从事古史辨运动的说服力[127]。顾颉刚究心古史固受胡适之启迪,而他对科学的认知也同他的老师胡适一样是说得多做得少。如果顾颉刚真的服膺“科学方法”进行古史讨论,那么,他所采取的将是一条一条细密考证史料的归纳法,而不是在一开始就全面否定上古史的可信度,就此点而言,顾颉刚的先有成见而后动手找材料证明其说,毋宁是比较接近“刺猬式”立论而非“狐狸式”。

1. 朴学考据与科学方法

顾颉刚一面自诩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古史,一面自清学汲取养分,顾颉刚与钱玄同所引发的古史讨论,爰引了康有为立足于今文学攻击古文的部分,用崔述“考信于六艺”的说法怀疑诸子关于上古之事的可信度,然后再用古文家的说法攻击今文家。而顾颉刚唯一的宗旨是依据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古史[128],这方面的思想渊源即直承清学而来[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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