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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却依靠,可以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2019-10-24 20:54栏目: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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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现代化”一词大约在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由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和约瑟夫·胡伯提出,在过去的30年里不断完善和修正,以其技术乐观主义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赢的正和理论而日益成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分析发展与环境关系问题的主流话语;与此同时,它也受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中心主义者的激烈批评。目前,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讨论已经很多,但史学界对于这一理论似乎还缺乏应有的兴趣,不管是环境史学家还是现代化史学家,都没有对此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本文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解读,以冀对这一理论能有一个历史化的认识。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经济却依靠能源资源高消耗的发展模式领跑世界。而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着实令人担忧。”今天上午,《数量生态经济学》的作者德国经济学家彼得.巴特姆斯通过视频连线认为,通过抑制经济增长速度来保护环境,这显然不是最佳选择。

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本书研究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核心观点、产生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比较了其与一些主要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实践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反思。作者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关切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是否可以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持续推进下去,以及基于西欧实践所概括出的“生态现代化”模式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作者认为,作为西方学者对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一种探索,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一些具体观点不乏借鉴利用的价值,可以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作出贡献,但是其与中国基于自身发展实践而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些本质性的区别。全球各国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多样化的实践以及自主性的理论创新,有可能预示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最终有可能促成更加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指导性的新一代的理论形态。

一、对“极限论”悲观话语的挑战

在《数量生态经济学》一书中,巴特姆斯教授从当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入手,介绍了各种学派的观点,包括比较悲观的世界增长极限论、“浅绿色”的生态经济学派及“深绿”的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学派和生态主义者等,比较分析了环境经济学派和规范经济学对解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及政策主张,读者由此可以清晰看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演变过程以及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核算所做的努力。

生态现代化;文明转型;社会学;环境研究;环境社会学;洪大用;马国栋

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的物质基础,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走向对立。人们已经习惯于站在发展和进步的角度评价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如果人类要走向文明,他就必须改变他周围的环境”。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激烈。自15世纪末“新大陆发现”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的空前提升为主要特征的。著名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另一位研究现代化的学者艾恺则认为,现代化可定义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科技进步则被认为是为人类征服自然服务的工具:根据美国学者内森·罗森堡的定义,“科技应该是这样一种信息,它能改善人类控制和驾驭自然以达到人类目标的能力,从而使环境可以更加符合人类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五百年以来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程就是一部人类对自然环境进行肆意征服和疯狂破坏的历史。

按照巴特姆斯教授的观点,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为手段,通过环境保护措施提高生态效率,以环境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减物质化,将会使人类有能力挑战环境极限,实现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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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末开始,随着美国现代化发展中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在民间保护力量和联邦政府的联合作用下,北美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资源保护运动。它是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美国政府抛弃建国以来所推行的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单一目标的放任自流的资源和环境政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合理的规划和保护,并逐步确立了美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框架。

现在,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者开始更加关心可持续发展问题,对经济增长的环境与社会效应的理论与评估研究成果在不断增加。2010年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的财富》和《数量生态经济学》,便是循环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相关学者专家,历时一年多翻译推出的国外学者的重要著作,这两本书为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估环境价值和幸福指数提供了重要的新思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也因此为这两本书亲自撰写序言。

内容简介

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可以看作是世界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放弃不计环境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转而寻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但受当时功利主义保护理念的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中,前者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因而,虽然欧美各国陆续建立起了环境保护的体系,但整体上环境恶化的趋势仍然未能遏止。1962年,现代环境运动的先驱蕾切尔·卡逊女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证实:“人类正因对其他生物种类的傲慢轻率处置的态度而使自身生存面临威胁。”卡逊的著作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环境主义运动,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环境主义的新时代。面对环境主义的挑战,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学科都先后作出反应,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时间,生态神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环境史学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幸福经济学》的作者安尼尔斯基教授从财富、真实财富、幸福、生命资本、生态资本、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常用专业词汇的原始语义开始,分析了古希腊文明、古代以色列经济伦理学、中国的“小康”哲学、欧洲中世纪的中庸时代对真实财富的理解。

本书研究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核心观点、产生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比较了其与一些主要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实践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反思。作者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关切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是否可以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持续推进下去,以及基于西欧实践所概括出的“生态现代化”模式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作者认为,作为西方学者对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一种探索,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一些具体观点不乏借鉴利用的价值,可以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作出贡献,但是其与中国基于自身发展实践而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些本质性的区别。全球各国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多样化的实践以及自主性的理论创新,有可能预示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最终有可能促成更加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指导性的新一代的理论形态。

在全球环境主义的大背景下,较为悲观的生存主义的“发展极限”理念在上一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学者米多斯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标志着生存主义学派“极限”理论的诞生。此外,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的召开,环境问题作为全球问题被提了出来。与《增长的极限》共鸣的,还有《生存蓝皮书》《小的就是好的》《人口炸弹》等著作,它们共同造就了70年代环境危机的社会心理。其核心观点是,强调地球有限的承载能力与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呼吁人类社会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在地球的承载极限内活动,否则按照现行的发展模式和人口增长速度,必将导致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极限论”第一位的选择是将保护置于增长之前,甚至倡导“零增长”。“极限论”在发动群众,提升世人的环境观念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却是不受政府和经济学家待见的。厄尔·库克指出:“增长的极限这一概念威胁到了既得利益和权力结构……他们拒绝接受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经济过程的相关性;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在市场经济中高高在上的‘神父’地位就会不复存在。”

该书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把所有与人类幸福相关的因素考虑在内,设置“真实进步指数”,建立起真实财富模型,试图以此指导资本主义走向人性化、道德化、生态化,并对国民幸福进行核算和评估。

作者简介

面对“极限论”的挑战,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了。该理论试图弥合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差距,超越传统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只能二选一的困境,乐观地认为两者之间可以实现共赢。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认为,中国如果更加注重环保和经济增长质量,不但会树立起更好的国际形象,而且可能在未来领跑世界。安尼尔斯基还坚信,只要信奉原始感觉,回归人类善良本性,就能够创造一个和谐、幸福、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洪大用,安徽东至人,社会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与社会政策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出版专著《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第一作者,2012)等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荣获过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等重要奖项和荣誉。现兼任国际社会学会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选举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等学术职务。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要点

马国栋,男,社会学博士,宁夏医科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卫生事业管理。近年来在《湖南社会科学》、《生态经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

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是由一批来自欧洲的学者解读和倡导并逐渐风靡全球的。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于1982年率先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之后,胡伯和其他“柏林学派”的环境政策研究者也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个词。对于上述二人的贡献,有学者指出,耶内克“影响了当时德国的政策辩论”,而胡伯则“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此后,生态现代化话语逐渐在欧美工业国家流行起来。当前著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如荷兰的格特·斯帕加伦、阿瑟·莫尔和马藤·哈杰,英国的阿尔伯特·威尔和约瑟夫·墨菲,美国的弗雷德里克·巴特尔和戴维·索南菲尔德,澳大利亚的学者皮特·克里斯托弗等,都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前言

生态现代化理论从诞生至今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上一世纪80年代为理论初创阶段,以胡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工业化国家依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就可以成功解决其环境问题,但胡伯的理论很快遭到了其他环境主义学派的尖锐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随即对最初的观点进行调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学者们对原来所坚持的科技创新在生态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进行反思,对于生态转型过程中国家机构、市场、非政府组织、文化制度等要素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论证。90年代后期至今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其理论除了对生态化生产及其要素进行分析外,也开始倡导生态化消费,并进一步对全球问题、欧美工业化国家之外的环境问题有所涉猎。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度重点项目“生态文明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与借鉴”(项目批准号:08ASH001)的最终结项成果。当初申请立项的一个出发点是试图为中国开始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所以,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上。从当时所了解的情况看,该理论主张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兼容,似乎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直接相关并且可以提供重要借鉴的一种环境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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