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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考古项目为张光直先生的一生之梦,张光直

2019-10-22 08:22栏目: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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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进入新世纪,从美国传来了噩耗,2001 年1 月3 日,张光直先生走了。张光直患帕金森病多年,近年来虽经手术治疗但病情日益严重,且伴有肺炎等症,竟日往返于医院和康复中心之间,朋友们都很担心。去年夏天,他的胞兄张光正先生由京去美国探视,我托光正先生带给张光直一封信和当年春季商丘发掘的资料。光正先生回国后告知,张光直病很重,骨瘦如柴,不能进食,全仗胃滴,看来已是回天无术了。虽然如此,但得知光直先生去世时,大家还是叹息不已。光直先生逝世后,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举行了追悼会。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东亚语言和文明系联合于4 月27 日在校内的纪念教堂追悼张光直先生。我接到了通知,寄去了唁函。会后,冷健来信告知,追悼会庄严、肃穆,参加追悼会的有来自美国各地和专程从美国以外来的张先生生前的同事、学生和亲朋好友。在会上致词的有哈佛人类学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波士顿大学的慕容捷,以及张先生的哲嗣张伯赓。当晚,张先生的夫人李卉女士在五月花饭店宴请出席追悼会的客人,席间,大家又回忆和张先生的情谊,表露了对张先生真挚的感情。图片 1 我初识张光直先生是在1980 年。那年我随夏鼐先生去纽约参加中国青铜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张光直在机场接我们,后来又在波士顿陪同我们参观了哈佛大学的校园、图书馆、皮保德博物馆和他在人类学系的办公室,又在五月花饭店盛宴款待,极其热情友好。此后,张光直每次来国内都有机会见面,1985 年也曾共同在意大利威尼斯参加中国古代文明国际讨论会。1988 年以后有好几年无缘会面,直到我参加中美考古队的工作,才恢复了接触。 我是1993 年开始参加中美考古队工作的。关于中美合作在豫东地区进行考古勘察和发掘,其动议实始于1988 年。当年5 月,徐苹芳出任考古研究所所长,10 月张光直应邀来访,两人就双方的学术交流和考古发掘交换了意见,签订了会议备忘录。其中关于在中国共同进行考古发掘的问题,张光直希望双方能在豫东、鲁西或淮北一带选择遗址共同进行考古发掘,徐苹芳则提出合作发掘要按中国国务院批准的有关法规进行。1989 年4 月,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提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调查发掘早商或先商文化遗址的申请书。1990 年3 月,双方签订了原则协议,确认共同组织考古发掘队,中方领队为徐苹芳,美方领队为张光直,合作课题为早商或先商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合作期限为1990~1994 年。随即,张光直就去豫东的商丘、永城、柘城、夏邑等地考察,由此开始了中美双方在豫东地区的联合考古勘察和发掘。 张光直选择商丘作为寻找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的目标是有他自己的学术思想考虑的。他认为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代表的是社会上层统治阶级的改变,这样的变化在物质文化上应该反映在与统治阶级有关的物质遗存,如大型的宫殿基址、城墙以及各种礼器,包括青铜器和玉器等。他设想的早商都城应当是有城墙的,城内应有夯土高台建筑,当然也应当有统治阶级使用的青铜器、玉器。他认为邹衡先生的先商起源于豫北说是基于陶器的研究,它们可能是商文化的一部分源头,甚至可能只代表平民的阶层,而属于贵族统治阶层的不一定会在陶器上反映出来。所以他觉得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找。他认为《史记》和《左传》中还是有些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史记》提到商丘,《左传》提到商的先人与参星即火星的关系,而商丘有阏伯台等,这就是张光直选择在商丘进行工作的原因。 1993年4月,王立邦找到我,和我谈中美合作的事,说已和所内有关领导商议,决定由我来任中方领队。我受命后于5 月上旬与殷玮璋一起去豫东考察在商丘老南关遗址的钻探情况,调查了另外几个遗址。返京后向所领导汇报并提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 1993年6月1日,张光直来考古所商谈中美双方在商丘的合作,商谈持续了两天,考古所出席的有王立邦、任式楠、乌恩、徐光冀、殷玮璋、高天麟和我,美方有张光直和随同来所的李永迪。双方确认了1988 年以来商定的合作原则。张光直介绍了1990 年以来在商丘所做的地质勘察和磁力测试的成果,高天麟报告了遗址调查的结果。双方讨论了今后两年的工作设想,提出选择若干遗址进行发掘,确立商丘地区的文化序列,为寻找早商或先商都城遗址奠定基础。6 月5 日双方草签了1993~1995 年的工作方案(因批准已在年底,实际执行由1994~1996 年)。然后,由张光直备函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到这年的11 月,国家文物局复函[93 文物文字第994 号]张光直批准这项合作计划。1994 年1月,任式楠代表考古所、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在中国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中包括了联合考古队的组成、合作的课题、近期的工作内容以及经费等。当年就发掘了商丘潘庙遗址、虞城马庄遗址,1995 年发掘柘城山台寺遗址,1996 年地质勘察发现商丘宋城遗址。由于上述的工作和发现取得的成果,而协议规定的期限已到,张光直提出继续合作,双方商定续约三年(1997~1999 年),并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国家文物局复函[文物保函95 号]批准。如果从1990 年算起,至1999 年,中美在商丘地区的合作前后达十年之久。 张光直对中美合作的考古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美方人员的组织、计划的实施、经费的筹措等方面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美方先后参加考古队工作的地质勘探、磁力测试、雷达探测等方面的有拉普、荆志淳、墨菲、慕容捷、雷迪、希思、杜仁杰,田野发掘的有冷健、高德、李永迪、曹音、叶为平和珍妮·史密斯。他自己几乎每年都来北京,关注发掘队的工作进展,每一次他都想到发掘工地去考察,但是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他只去过两次,然而那种强烈的愿望和迫切的心情在往来的信件中充分表露出来。1994 年春季发掘之前,他来信说: 弟健康已粗愈(按:1993年8 月因肠胃病动手术),本拟前往参加首次发掘盛事,惟考虑再三,决定再过一些时日作长途旅行。弟努力争取在中国发掘已二十年,如今第一次可以实现梦想,老朽之身竟不克享受成功之果实,奈何? 盼今秋发掘时可以参加(1994 年3 月30 日)。 其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春季在潘庙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岳石文化的遗存,张光直在接阅简报后,来信阐述他对岳石文化和商文化关系的意见,他说: 我们不能排除豫东岳石文化——广义的岳石文化的一支,便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前身的可能性。这支文化如果是先商,那么,我们便可以假定,在豫东发迹的商人向西向北发展,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即邹衡兄所说的漳河流域的先商文化,造成上层来自东方下层来自本地的殷商社会(1994 年6 月16 日)。 这种见解在以后发表的文章中也曾表达过。张光直第一次到中美队的发掘地是在1994 年的秋季。那次发掘的虞城县马庄遗址是1989 年村民取土时发现的,不想在遗址中竟发掘到仰韶文化的遗存和墓葬。张光直是10 月4 日到北京,第二天就在考古所参观了潘庙出土的标本。10 月10 日他由乌恩陪同到达商丘,第二天就到马庄工地视察,12日去商丘老南关视察地质钻孔,13 日又去马庄和老南关,并商讨了工作,随后才离开商丘转道郑州返回北京。张光直这次去工地健康情况还比较好,虽步履缓慢,但精神甚佳,兴致也高,故能连续三天奔波于两个工地之间而不言劳累。 1995 年春季,张光直原来打算来北京,到工地看看,并参加5 月下旬在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但因健康原因,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取消了这次计划中的北京之行。 1995 年春秋两季,中美队都在柘城山台寺遗址发掘、发现了龙山时期的木骨夯土墙白灰面房址和埋牛的祭祀坑等遗迹。张光直接到简报后非常高兴,他在来信中说: 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区域的龙山文化在大部分地区演变成岳石文化,但在豫东一支的早期岳石文化特别发达,成为先商与早商文化。我们不一定要找大型的岳石文化遗址,但是要找表现政治权力的遗物,因为这是漳河流域所没有的。这次在山台寺发现牛祭坑给我很大的鼓励,这是我们头一次发现上面写着“商”的遗物(1996 年2 月13 日)。 1996 年4 月下旬,张光直到北京,刚下飞机就病倒了,原定去工地的计划也只得取消。但是,就在这时,荆志淳和高天麟用汽车钻探发现了商丘宋城的西墙,并跟踪追击,日进百余米,终于把宋城的西南角都找清楚了。张光直在北京接电话汇报,非常兴奋、激动。这年的上半年,张光直的心情较好,一是找到了宋城,二是找到了经费。6 月,他亲自执笔写了豫东工作的小结,题为《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刊登在《考古》1997 年第4 期上。 1997 年春季收工之前,张光直于6 月12 日到北京,原定15 日到商丘,我们都在工地等他,临时又因身体不适不克成行。我于工地结束后回到北京。见到张光直后,向他通报了工作情况,他提出,鉴于商丘宋城四面城墙已经探明,应该向国家文物局写一个报告。另外,要准备一个宋城的勘查简报,报告这些年在勘察城址方面的结果,这个简报后来发表在《考古》1998 年第12 期。张光直和我相约,今秋在商丘工地相见。 1997 年10 月14 日张光直到北京,这一次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以前了,完全要由轮椅代步。这个季度的发掘工地是要在商丘宋城的南墙上挖一条横切的探沟以了解城墙的结构。张光直原定随同发掘队一起去商丘,临行前一日,又因病滞留北京。待我们到商丘后,张光直执意要来工地,l0 月22 日张光直由李永迪等几位同学陪同到达商丘。23 日下午张光直到工地视察了宋城西墙暴露的断面,又到南墙的探沟,下了轮椅,手执小铲在探沟内掘土。这种情景使所有在场的人十分感动,我想这就是他二十年来一定要在中国做考古工作的追求。25 日晚张光直仍由李永迪等人陪同返京,我送他上了火车包厢,相拥惜别。我心里想,像他这样的身体怕是再也不能来工地了,却不料这竟是我和张光直最后的一次见面。 中美队为了及时向外界报告我们的工作,曾先后写过两个简报。第一个简报是由我和张光直两人署名的,实际上是张光直亲自执笔的。之所以这样署名是由于双方协议规定,报告和研究成果由中美双方共同署名,中文稿中方在前,英文稿美方在前。这篇文章反映出张光直在商丘地区寻找早商或先商都城的一些基本想法。关于商丘宋城,除了简报外,还按照张光直的建议,我们联名向国家文物局和张文彬局长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宋城的发现情况,包括城墙的四至和走向,几处可能的城门豁口、年代推断及其在寻找早商或先商都城遗址中所能起的作用,并建议址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美队的经费按照双方的协议,在中国调查发掘所需的费用原则上由中美双方分摊,实际上主要是由美方承担,而筹措经费就落在张光直的肩上,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第一期合作期间的经费主要是由美国亨利卢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美国国家人文科学捐赠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台湾吴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Wu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三个基金会提供的。这一期的经费到1995 年就所余无几了,他就设法继续找钱。那年4月,他来信说: 以前申请到的经费到这季完了以后,大概就没有多少了。我在台湾向两个基金会作了申请,第一个早已跟我说他们没有钱,第二个昨天来信也说我要的钱太多,他们没有力量支持。我现在要开始向台湾另一个基金会申请较大经费,除非有什么现在预想不到的变化,我对这个基金会的通过是比较有把握的。这次我想再请三年经费,即1996 ~ 1999 年,这样可以把我们的合作计划继续下去(1995 年4 月12 日)。 1996 年6 月13 日,张光直在电传中告诉我,“我们明年的发掘经费找到了”。我后来才知道,这次申请到的经费来自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CCK Foundation)。1997 年6 月30 日,张光直来电传,建议双方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中美队的工作成果,并向经费资助单位致谢等等。我不知道此举是否由于基金会的压力。我于7 月2 日复信张光直,同意他举行记者招待会,而中方就不开了。至于经费问题,我在信中说:“有关经费来源一节,望略加回避,否则于今后之合作或有所不便。”我也不知道是否由于我方的这种态度造成从1998 年起基金会就不再资助。 关于中美队用了蒋经国基金会的钱一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国内最高领导层。9 月,社会科学院院部说,有关方面来查问中美队的工作和经费情况,遂由我如实写了一个汇报。我以为我们是和哈佛大学合作,而张光直向哪些基金会申请经费,我们事先并不知晓。此后,上面也没有再追问。 中美队从1998 年起就没有经费了,这年的秋季发掘工作也就暂停了。此时,张光直的身体已很不好,但他仍以极大的毅力,为中美队筹集经费。1999 年初,他来信说,他从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inching Institute)筹集到三万美元,专门用于整理和出版商丘地区的勘探和发掘的资料,我们现在正在整理和编写发掘报告,所用的就是这笔钱。我常常想到张光直在中美队工作上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我们应该尽力把报告编写好,要对得起工作,更要对得起朋友。1999 年9 月,张光直又来电传,问商丘宋城还能做些什么补充的工作,并让做一个预算。我们提出在南城墙上再开一条探沟,在城内中心地区钻探,以寻找有关高台建筑等线索。12 月,我们收到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寄来的一张一万三千美元的支票。我们把这笔钱用在2000 年春季对商丘宋城的补充发掘上。这是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地区的最后一次发掘。 1995 年4 月,慕容捷和罗泰等人发起为纪念张光直65 岁诞辰(1996 年4 月)出一本论文集,邀请海内外八十多位学者撰写论文。我以《新干出土鼎形器的比较研究》一文付之。因为论文篇幅较多,而编译出版又费时日,截至2000 年以《东亚考古》杂志的名义出版了两册,而全书仍未出齐。不想现在又要为张光直写悼念文章了,奈何天不假年,每念及此,不禁嘘唏。 (本文由孙莉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编著《豫东考古报告》之“附录四”。内容略有删节、调整。)责编:韩翰

相思与期许:张光直的商丘考古梦 发布时间:2017-11-03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侯卫东点击率: “豫东考古与夏商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9月23日上午在商丘博物馆开幕,会议的缘起是纪念商丘宋城发现二十周年及《豫东考古报告》的出版发行。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教授1989年吁请在商丘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以考古学的方法在商丘寻找早商文化、先商文化和商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的中美商丘考古项目1990年启动,1997年主要田野工作结束,中方领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长寿,美方领队为张光直。春秋时期宋国都城就是中美商丘考古队发现的,商丘考古项目的成果结集为《豫东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张光直先生2001年已经作古,中美商丘考古队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先生在这次会议上的演讲为《离别与相思》,饱含对张光直先生及其发起的商丘考古项目的无限深情,令人想起很多往事。2002年笔者读大学二年级时开始阅读张光直作品集,用两年时间读了张光直先生的大部分着作,如果说“我是读着张光直的书成长的”,绝没有自高身价的意思。2012年冬季笔者博士中期考试的题目有一个是《张光直发起的商丘考古项目述评》,当时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准备这个题目,后来反复修改增删,以《商丘区域考古研究述评》为题发表(《华夏考古》2016年4期)。这篇文章的初稿请唐际根先生审阅指教,想不到唐先生曾以同样的主题发表过演讲,博士导师出的题目竟与硕士导师的题目撞了,这样的巧合也算是缘分了。2017年年初开始,重读张光直作品集,拟写“张光直作品选读”系列札记,对张光直先生的着作和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增崇敬之情。十余年来,听很多师长讲述张光直先生的故事,常常心向往之。 从张光直先生的着作和生平事迹中可知,在商丘寻找早商文化、先商文化和商城是他一生的梦想和追求。中美商丘考古队队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荆志淳先生说,商丘考古项目是张光直先生一生的梦、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作田野考古项目,张先生为此花了许多心思和精力;发现宋城时,张先生在病重的情况下依然来到商丘。中美商丘考古队队员、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系教授慕容杰先生说,商丘考古项目为张光直先生的一生之梦,张先生晚年重病在身时依然通过电话了解商丘的考古发现。张光直先生平生最关注的是商文明,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也是对商文明的研究,商丘与早商、先商和商城的关系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张光直先生实现了在商丘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梦想,宋城的发现也让他看到了寻找商城的希望,却因他重病缠身及经费不继等问题而中断了田野考古工作。虽然终其一生未在商丘找到商城,但张光直先生的商丘考古梦并没有破灭,而是更加坚信商丘存在“商城”。 中美商丘考古项目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浓重的一笔,在1990年代就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和学术贡献日益彰显,笔者在《商丘区域考古研究述评》中有详细论述。荆志淳先生指出,张光直先生在商丘考古项目中强调方法论,调查后决定采用沉积学和土壤地貌学的基本原理,目的是了解商丘地区的地貌变化及古代地貌,弄清应该在哪个地层中找商代早期及更早的遗址,宋城的发现说明他推崇的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唐际根先生提出,商丘考古项目主要有三大贡献:一是建立了本地汉代以前的地貌,本地早期大型聚落一定建在平地上而非岗坡上;二是建立了本地仰韶时期到晚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三是宋城的发现填补了东周考古的重要空白。中美商丘考古队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天麟先生指出,从柘城山台寺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商丘的龙山文化有本地特点,许多文化传统不一定是从山东来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先生认为中美商丘考古项目对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田野考古影响重大,从项目设计到田野工作都贯穿了张光直先生的田野考古理念,最突出的为多学科考古;张先生在北京大学讲学时专门讲授了聚落考古问题,此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聚落考古,聚落考古思想对中国考古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美商丘考古项目训练了很多考古学家,多学科考古和聚落考古的思想对中国考古学影响深远,很多学者感念张光直先生及其发起的商丘考古项目,无尽“相思”在心头。 中美商丘考古项目的田野工作结束近二十年了,考古报告的出版再度引起学界对商丘考古的热议,当年的老队员们对商丘的“商城”充满期许,实际上也是张光直商丘考古梦仍未了的体现。高天麟先生提出,宋城西墙南端最下面的夯土中包含的陶片比山东龙山文化晚、比殷墟时期早,通过宋城的发掘有希望找到商城。荆志淳先生充满信心地指出,商代考古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关注早期城市的形成机制和性质,宋城最底下的地层最早可能为二里头时期、最晚为商代,宋城很可能是在此前的城址上建立起来的,在商丘有可能找到更早的城市。唐际根先生提出,豫东考古基本解决了商文化和岳石文化的交替关系。慕容杰先生认为,如果能够找到合适地点发掘到10米至12米深,有可能找到早商文化的直接线索;资金和技术已不再是问题,缺的只是合适时机(曹凯、桂娟、孙清清:《中美首个联合田野考古项目20年后发布成果》,新华社客户端2017年9月23日发布)。言谈举止间可以想见中美商丘考古队当年面临的重重困难,重启商丘考古项目也成了他们现在共同的心愿,在商丘能找到“商城”或相当于早商、先商时期的城市是他们共同的信念。(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3日7版)责编:韩翰

“豫东考古与夏商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9月23日上午在商丘博物馆开幕,会议的缘起是纪念商丘宋城发现二十周年及《豫东考古报告》的出版发行。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教授1989年吁请在商丘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以考古学的方法在商丘寻找早商文化、先商文化和商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的中美商丘考古项目1990年启动,1997年主要田野工作结束,中方领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长寿,美方领队为张光直。春秋时期宋国都城就是中美商丘考古队发现的,商丘考古项目的成果结集为《豫东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张光直先生2001年已经作古,中美商丘考古队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先生在这次会议上的演讲为《离别与相思》,饱含对张光直先生及其发起的商丘考古项目的无限深情,令人想起很多往事。2002年笔者读大学二年级时开始阅读张光直作品集,用两年时间读了张光直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如果说“我是读着张光直的书成长的”,绝没有自高身价的意思。2012年冬季笔者博士中期考试的题目有一个是《张光直发起的商丘考古项目述评》,当时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准备这个题目,后来反复修改增删,以《商丘区域考古研究述评》为题发表(《华夏考古》2016年4期)。这篇文章的初稿请唐际根先生审阅指教,想不到唐先生曾以同样的主题发表过演讲,博士导师出的题目竟与硕士导师的题目撞了,这样的巧合也算是缘分了。2017年年初开始,重读张光直作品集,拟写“张光直作品选读”系列札记,对张光直先生的著作和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增崇敬之情。十余年来,听很多师长讲述张光直先生的故事,常常心向往之。 从张光直先生的著作和生平事迹中可知,在商丘寻找早商文化、先商文化和商城是他一生的梦想和追求。中美商丘考古队队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荆志淳先生说,商丘考古项目是张光直先生一生的梦、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作田野考古项目,张先生为此花了许多心思和精力;发现宋城时,张先生在病重的情况下依然来到商丘。中美商丘考古队队员、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系教授慕容杰先生说,商丘考古项目为张光直先生的一生之梦,张先生晚年重病在身时依然通过电话了解商丘的考古发现。张光直先生平生最关注的是商文明,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也是对商文明的研究,商丘与早商、先商和商城的关系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张光直先生实现了在商丘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梦想,宋城的发现也让他看到了寻找商城的希望,却因他重病缠身及经费不继等问题而中断了田野考古工作。虽然终其一生未在商丘找到商城,但张光直先生的商丘考古梦并没有破灭,而是更加坚信商丘存在“商城”。 中美商丘考古项目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浓重的一笔,在1990年代就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和学术贡献日益彰显,笔者在《商丘区域考古研究述评》中有详细论述。荆志淳先生指出,张光直先生在商丘考古项目中强调方法论,调查后决定采用沉积学和土壤地貌学的基本原理,目的是了解商丘地区的地貌变化及古代地貌,弄清应该在哪个地层中找商代早期及更早的遗址,宋城的发现说明他推崇的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唐际根先生提出,商丘考古项目主要有三大贡献:一是建立了本地汉代以前的地貌,本地早期大型聚落一定建在平地上而非岗坡上;二是建立了本地仰韶时期到晚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三是宋城的发现填补了东周考古的重要空白。中美商丘考古队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天麟先生指出,从柘城山台寺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商丘的龙山文化有本地特点,许多文化传统不一定是从山东来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先生认为中美商丘考古项目对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田野考古影响重大,从项目设计到田野工作都贯穿了张光直先生的田野考古理念,最突出的为多学科考古;张先生在北京大学讲学时专门讲授了聚落考古问题,此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聚落考古,聚落考古思想对中国考古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美商丘考古项目训练了很多考古学家,多学科考古和聚落考古的思想对中国考古学影响深远,很多学者感念张光直先生及其发起的商丘考古项目,无尽“相思”在心头。 中美商丘考古项目的田野工作结束近二十年了,考古报告的出版再度引起学界对商丘考古的热议,当年的老队员们对商丘的“商城”充满期许,实际上也是张光直商丘考古梦仍未了的体现。高天麟先生提出,宋城西墙南端最下面的夯土中包含的陶片比山东龙山文化晚、比殷墟时期早,通过宋城的发掘有希望找到商城。荆志淳先生充满信心地指出,商代考古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关注早期城市的形成机制和性质,宋城最底下的地层最早可能为二里头时期、最晚为商代,宋城很可能是在此前的城址上建立起来的,在商丘有可能找到更早的城市。唐际根先生提出,豫东考古基本解决了商文化和岳石文化的交替关系。慕容杰先生认为,如果能够找到合适地点发掘到10米至12米深,有可能找到早商文化的直接线索;资金和技术已不再是问题,缺的只是合适时机(曹凯、桂娟、孙清清:《中美首个联合田野考古项目20年后发布成果》,新华社客户端2017年9月23日发布)。言谈举止间可以想见中美商丘考古队当年面临的重重困难,重启商丘考古项目也成了他们现在共同的心愿,在商丘能找到“商城”或相当于早商、先商时期的城市是他们共同的信念。(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3日7版)责编:韩翰

图片 2张光直在商丘考古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张光直从小就是学霸。在北京,不管小学还是中学,他从来都是第一。在台湾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曾对人说,数年间最高兴的事,就是张光直成了他的学生。在哈佛,著名的莫维斯教授一开始并不看好张光直,这个亚洲学生一言不发,也不记半字笔记,但到了考试的时候,这位毫不起眼的学生,却交了一份理论丰富、论证详实的答卷。教授这才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天才青年。 张光直就是传说中“不仅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的人。李济、余英时等人的回忆,都说到他的勤奋和用功,哈佛还曾流传着一个传说:度完为期一周的新婚蜜月,回到哈佛时,他的手里拿着刚写完的长篇论文。 聪明,用功,学问了不起,对于张光直来说,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他能成为世界顶尖学者,更因为他不是把研究中国考古当成饭碗,而是作为一项事业,一项值得投入思想、灵魂直至整个身心的事业。 张光直最大的学术愿望,是使中国考古学的区域性知识,具有全球性的意义,置身于世界文化舞台当中。他坚信任何解释模式和理论框架,如果经不住中国的感性材料的检验,都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普遍意义。同时他也认为,中国考古学家只有具有全球视野,才能从比较文明的角度理解中国的特殊性。 1996年,亚洲研究会授予他杰出成就奖,颁奖词说:“张光直不知疲倦地致力于促进和发展中国和东南亚考古学。在这一过程中,他所表现出的超群的领导力和献身精神,是少有学者能匹敌的。” 年年考第一的学霸 一口标准的京腔,词汇和语音里纯正的北京味道,让所有与张光直接触的大陆学者、学子感到亲切。 张光直1931年出生在北京。在质朴感人的自传《番薯人的故事》里,张光直回忆他在老北京度过的童年,每天上下学走上高高的城墙,古都的景色一览无余;烧饼、麻花、炸油饼,酸酸的豆汁,蒜香钻鼻的煎灌肠,满满都是怀念。 在家里,张光直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台湾话,他的父亲叫张我军,是台湾台北县人。张光直先后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附小、附中,他上初中、高中都是免试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得过第二名,都是考第一。 抗战胜利后,张光直追随父亲回到故乡。但作为一个成长于北京的台湾人,这个特殊的身世对张光直影响很大,他对海峡两岸的关系特别关注,努力“架设桥梁”,使两岸学者间的交流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 受教殷墟考古学家 回台湾两年多后,张光直曾遭受牢狱之灾:由于受中学老师影响,他写了一些左翼观点的文学作品,1949年4月,他遭到秘密逮捕,经家人多方营救,一年后才得以出狱。 一年的牢狱之灾使他变得成熟起来,他不再热衷浪漫的文学,却对“人之所以为人”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决定报考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在家复习几个月,张光直轻松考取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这个系的老师十分牛,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以及他在安阳殷墟发掘的同事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云集于此,此外还有历史民族学家凌纯声、民族学家芮逸夫等,他们分别给予了张光直不同的影响。 台大毕业后,因李济的推荐,张光直得到哈佛奖学金,前往哈佛读研。这个中国学霸在美国继续开挂,十多年时间,成长为世界顶尖的考古学者。 中国学霸美国开挂 初到哈佛,张光直对旧石器考古非常感兴趣,曾想专攻这个技术复杂的领域,但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放弃,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和首要的职责,都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 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进步。在台大上本科期间,他就发表了十来篇论文,在哈佛就读期间又发表了20多篇。人们很难想象,在课业繁忙的情况下,他究竟如何能发表这么多的作品?! 博士毕业时,张光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学者了。他进入耶鲁大学任教,惜时如金,刻苦工作,十年大约发表60余篇学术作品,从助理教授做起,差不多三年一个台阶,到1969年升为正教授,然后成为人类学系主任。这样的成长速度,在美国大学非常罕见。 张光直博士毕业那年,应邀参加世界最高水准的考古学会议,那年他才29岁,是与会考古学家中最年轻的。此后二三十年里,能够在世界最高水准的学术平台上谈论中国考古的学者,只有张光直一人。 《古代中国考古学》是张光直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用英美人熟悉的学术范式重新梳理中国考古学资料,全面介绍中国考古学最新研究成果,成为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区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的教材,影响极其深远,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贡献巨大。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曾经长期不为西方学界所承认,张光直是改变这一局面的第一人。 培养后学不遗余力 看到慕容捷这个名字,以为一定是中国人,见到人,才发现是位金发老外。正发愁英语不行没法采访,他开口说话,一口纯正的京腔。 慕容捷是张光直的学生。1975年,他在耶鲁大学选修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被张光直的热情感染,也被广袤无边的中国古代所吸引,从此追随左右,数十年以研究中国考古学为业。 慕容捷说,张光直在哈佛开始了一系列的课程,但他特别喜欢给大一新生上课,因为这些学生不仅刚接触考古,更是初次面对亚洲,他陶醉于把考古学的醉人之处传授给学生们。 张光直对研究生要求十分严格,但对大一新生们却过于宽容,为了鼓励学生选修,他不惜给较高的分数。 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对所有喜欢中国考古学、前来求教的人,张光直都不惜时间和精力,给予真诚的支持。 亚利桑那大学约翰·奥尔森教授到哈佛大学东亚考古论坛演讲,演讲结束后到张光直办公室拜访。奥尔森谈起当年学习中国考古学时遇到很多困难,给张先生写了很多信,张先生是有信必回。张光直听到这里,起身从文件柜中抽出一沓厚达三寸的信札,对奥尔森说:“我们的通信都在这里。”可见,张光直一辈子在扶持后学方面花了多少心血。 张光直在台湾演讲时,曾有听众问道:“您最感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张说:“像考古人类学这么重要,这么引人入胜的学科,为什么青年学生报考的人数如此少呢?这是我最感遗憾的。” 数十年教师生涯中,张光直以这样积极的姿态吸引学生,他最终真的桃李满天下。在美国、中国台湾搞中国考古研究的,一半以上是他的学生,而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都有他的学生,有的已是著名的考古学家。 寻商探宋 今年9月24日11时许,商丘睢阳区郑庄村外,秋日的阳光明亮而温暖,几位中国考古学家与美国考古学家握手言欢,快乐而亲密。 他们是久别重逢的老友。20多年前,他们曾并肩在此发掘数年之久。时光匆匆,老友重聚,前来故地参加“豫东考古与夏商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学术探讨之余,别有一种暖暖的怀旧氛围。图片 31997年,张光直最后一次到商丘考古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图片 4郑庄东周城址示意图 资料图片 郑庄一带是宋国故城遗址,从西周到东周,七八百年时光里,这里都是中原大地上的重要城池。但由于黄河长期泛滥淤积,这座大城被深埋于地下,渐渐销声匿迹,不为人知。 20多年前,这些中美考古学家发现了沉睡千年的宋国故城,他们原本在商丘大地追寻“大邑商”——早期商文明的踪迹。因黄河淤积,豫东考古困难重重,他们没能发现预期目标,却发现了商人后裔宋国人建造的这座大城。 20多年前,他们在商丘的发掘曾令全国考古界瞩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外合作考古项目,采用的多学科联合考古,给国内考古界带来新思维新路径。 这次联合考古是张光直全力推动的。在中国大陆做考古发掘,尤其是在商丘发掘,解决商人起源问题,是他平生梦想,他为此努力了很多年。 1 何处寻觅“大邑商”? 张光直与考古学家邹衡是极好的朋友。 邹衡在纪念文章中说,他是郭宝钧的门生,张光直是李济的关门弟子,而郭、李二位是安阳殷墟发掘的老同事,因此他和张光直“自然感情亲密”。 两人相识,是张光直给邹衡发邀请,欢迎他去哈佛。邹衡去美国时,张光直亲自飞到纽约机场接他,帮他扛行李,大概扛得又累又渴,半路打开自来水喝了几口凉水。 到达哈佛后,张光直安排研究生每天帮他买菜,隔段时间请他外出撮一顿,过年更是陪他去唐人街游玩。每当邹衡离开波士顿去外地讲学,张光直都是自己开车接送。这样一来,怎么可能不成为好朋友? 张光直来中国,也每每拜访邹衡,有次在邹家逗留了一整天,两人讨论了很多学术问题,也有一些分歧,张光直相信商汤的亳都在商丘,邹衡则认为在今郑州。争执起来,张光直要打赌,邹衡开玩笑:“我没有美元。如果我有,恐怕你有多少输多少。” 上世纪70年代后,中美关系逐渐正常化,热心推动中西方考古学界交流的张光直,与许多国内考古学家成了朋友。他尝试提出合作考古的建议,起初连连碰壁,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事情渐渐有了可能,但关于发掘地域的选择,却与几位好友发生了争论,事情因此被耽搁。 当时反对意见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商丘长期被认为“无古可考”,或者说“有古难觅”,黄河长期泛滥淤积,古代遗址多被深埋于十几米以下,发掘十分困难;二是前些年考古发掘表明,在商人建国前后,商丘一带分布的文化遗存主要是岳石文化,考古界一般认为岳石文化是古代东夷的遗存,因而难以解决商人起源问题。 但张光直也有他的道理。他设想的早商都城应该有城墙,城内应有夯土高台建筑,以及统治阶级使用的青铜器、玉器。他认为邹衡的商文化起源于豫北说,是基于陶器的研究,它们可能是商文化的部分源头,甚至只代表平民阶层,而贵族统治阶层是不一定会在陶器上反映出来。所以他觉得必须去别的地方找。商丘是商人发祥地的说法,在古代文献中向来有记载,李济当年在安阳殷墟发掘时,曾在山东城子崖发掘,认为殷商一部分来源于山东,相当一部分从东方来。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难成定论。在此次“豫东考古”会议上,刘绪、袁广阔、张立东等教授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商人发祥于商丘说,仍有证据支撑,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只能期待考古发掘的新发现。 2 豫东考古有成果有遗憾 1990年,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签订原则协议,随后他就前往豫东,在商丘、柘城、永城、夏邑等地考察。 1994年1月,双方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张光直对豫东考古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人员组织、计划实施、经费筹措等方面都花费了很大精力。美方先后参加考古地工作的地质勘探、磁力测试、雷达探测等方面的有拉普、荆志淳、墨菲、慕容捷、瑞地、席思,田野发掘有冷健、高德、李永迪、曹音、史密斯等。图片 5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地图 1994年,中美考古队发掘了商丘潘庙遗址、虞城马庄遗址,1995年发掘柘城山台寺遗址,1996年地质勘查发现宋城遗址。宋城的发现是一大成果,仅此一项,此次合作考古即可说获得了成功。图片 6张光直在商丘考古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可惜的是,这时候张光直已经重病缠身。他牵挂着商丘,却来一趟都难,曾经飞到北京,却还是难以到商丘发掘现场。即便如此,张光直还是两次来到发掘现场。第一次是1994年秋,这次他健康状况比较好,虽然步履缓慢,但精神甚佳,兴致也高。 第二次是1997年10月14日,这次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完全要由轮椅代步,但他仍执意前往工地,执意下了轮椅,手执小铲,神情专注地在探沟内掘土。那情景,使所有在场的人眼睛湿润…… 豫东考古,有人说是张光直晚年的遗憾,有人说发现宋城已是成功,但他的博士后冷健告诉记者,来自商丘的发掘报告,是最能让张光直温暖和喜悦的信息。“先生只要处于清醒的状态下,他想到的永远都是工作,念叨的总是商丘的考古发掘。” 3 适当时机再寻“大邑商” 豫东古遗址多被深埋在十多米以下,发掘十分艰难。“地下水哗哗地冒,只能边抽水边发掘。”冷健说,“在宋城之下,还有两层夯土,但太深没法发掘,只能用探铲打下去,发现很小的陶片,但不足以辨认。” 说起当年,慕容捷也是心有不甘。这位波士顿大学教授说,由于资金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当年没有能够继续发掘,“现在如果能够找到合适地点,并发掘至10米至12米深,我认为有可能找到早商文化的直接线索。现在资金和技术已不再是问题,缺的只是合适的时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际根也认为,豫东地区在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然而豫东地区考古工作还相对薄弱,无论是商文化源头的探索,还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都离不开豫东的考古资料。中美双方共同实施的商丘计划,把豫东考古工作往前推了一步。但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我期待考古学界能继续关注商丘考古工作。《豫东考古报告》的出版是个机会。一方面向社会推出当年的成果,另一方面唤起大家对豫东考古的热情。”唐际根说。(原文标题:他让中国考古置身世界舞台 原文刊于:《大河报》2017年9月30日第AⅠ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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